诱因之四，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与民主政治。共产党利用国民政府所提供的各种机会，把其势力专注于国民党统治薄弱的乡村，进行宣传动员，给农民以“治安，轻赋及土地”的保障。以江西为例，“共产党之土地改革”使“自耕农之成分乃见增加”， [10] 农民成了土地的持有者，对苏维埃政权极为拥护。而国民党一直主张的“耕者有其田”却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吴景超对此指摘到：“国民政府如不修改民生主义，便要修改土地法。”[11]就政治民主化而言，“共产主义对社会生活的改变如此之大，一个农民可以直接到行政长官那里去，把自己的竹子扁担靠在衙门的墙上，面对面地与长官谈话，就像和平常人谈话一样。”[12] 这种思想在红区已经根深蒂固，共产主义学说中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苏维埃政权终得农民的支持。

　　二

　　诸多诱因促成了既存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是无法单凭武力所能打破或是消解的。在持政敌观者看来，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决不是什么济世良方。丁文江指出，此前国民党的“剿匪”是沿着错误方向进行的一场徒劳。就“剿匪”一词而言，这只不过是国民党反共的名词，此前经过了“清共”、“讨共”的变化，但是变化的只是名称，共产党的武装实力没有变化，其政党资格也没有因此丧失。[1](P2)以往，堂而皇之的“剿匪”实质上是内战，其结果却使共产党越“剿”越多，社会越“剿”越乱。国民政府“用三年的工夫，几十万大兵，尽全国的财力去打共产党，到如今还没有结果”，[13]武力只是治标，政治改良为治本。国民党近几年来耗用了无数的人力财力，恰恰只是注重了治标的方法，没有注意到治本的方略。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一方面用武力去剿灭共产党，一方面却又用政治去制造共产党”，好像唯恐剿灭以后无事可做的样子。[14] 1932年6月，《申报》的一份时评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共匪”多为农民，初无人习于作乱，抑且乡井之恋念，家庭之眷爱，非万不得已，孰背乡离井，抛妻别儿，出没山谷，冒生命于最危险之境界?今政府之“剿匪”而非“剿匪”，实则剿民![15] 此番言论道出了官逼民反的意味!蒋介石本人也客观的承认，“剿匪”剿到如此之状态“军队要负军事的责任，政府要负政治的责任”。 [16] 于是，“屡劳蒋介石先生御驾亲征”的“剿匪”换来的却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加多”， [17]便不足为奇了! 可见，共产党问题 “亦非仅仅武力所能完全解决的。”[18] “故必须改弦更张”，用政治手段加以解决，“如此方可挽救奇祸”。 [19] 两党关系到此地步，令人费解：“盖人皆中国之人，事皆中国之事，自原则上言，中国人必应有以解决中国本身之事。倘其不能，是努力不够，诚意不逮，感格不行”。[20]国共双方都应该有所反思。时至“今日大战已起，存亡决于顷刻，一切过去未来之人的问题，党的问题，法的问题，胥已不暇追究”，“无论何党何派，新旧左右，皆当集中目标，齐赴国难”，[21]国共两党是该以和平方式由经政治途径解决争端的时候了!这是时人为民族大计着想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呼声。丁文江指出：“政敌不是单靠军队可以消灭的，”[1](P3)如果我是蒋介石，只要国共两党“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22]。一位既参加过“围剿”，又参加过反“围剿”的军人反思到：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反而会误国!政府应该改变计划，协同赤军以共御外侮。“全国赤军数量及赤军之质量，有识者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极大的力量。……为什么不移这个能战的赤军去抵抗日本呢?若合我全国兵力一致对外，则不难收复失地。”[23]此话足以体现承认共产党政敌地位的必要性以及与其联合抗战御侮的紧迫性。共产党既然是国民党之政敌，便有权与其它各党派共同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利。今日所实行的宪政，应“为许各政党之存在……诚如是，则共产党亦应在内。”换言之，“苟其不暴动及割据土地，应亦在开放党禁之列是也。”[24]共产党人如能对国民政府放弃武装抵抗，即便“有共产信仰，”也可“出席国民议会，用法律手段”争取权利。[25]这才是中国政治的出路。时《大公报》为国共两党的政治和谈设计了如下路径：中央如果能以政治手段，劝导共产党放弃武力政策，待召开国民大会时，“则共产党尽可希望成为合法”政党，凭借政治方法与国民党争夺政权，“以法律保障、宣传政见”，如此，国民党“毋需乎诉之暴动，重苦吾民，自蹙国力”了![26]此见不免仍有消解共产党的企图，但毕竟抛弃了血腥的军事征服，同时也给共产党取得合法政治地位及参与国家政权的机会。其进步性不言自明。《益世报》亦言，“依我们的主张，此日政府，实可停止‘赤匪’‘共匪’这一切名词，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共党倘仍利用时机坚持武力革命手段，人民对政府的同情，对共党的怨恨，必同时增加”。[27](P1510) 即便共产党不放弃暴动，国民党也应该开放政权，如果“以暴易暴”，“内乱一旦平定，党禁依然如故，则反动分子仍将潜滋暗长，有形之政敌可除，无形之异己难灭，压力愈重，则反动力愈大，蓄积久而酝酿深，必有溃败横快不可收拾之一日。”[28]此番言论，否定了国民政府的“围剿”方针，较《大公报》之言更为中肯。

　　更具开放性的是，丁、胡二人主张不仅仅要承认共产党的政敌地位，给其参政的机会，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划给共产党以一定的区域，让它从事共产主义的实践。丁文江提倡：“我们不妨让他占据一部分的土地，做他共产主义的实验，”[29] 如若取得成就，对现阶段的御侮大业及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建设有所裨益，让其发展也未尝不可。20世纪30年代初胡适在北平会见了前来拜访的史沫特莱，胡适谈到“应该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它各省可以仿效” [30]1934年夏，胡适将此想法写成文章，建议将东北让给共产党去进行共产主义的试验。[31]不难看出，胡适对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实践还是颇有兴趣的。

　　三

　　20世纪30年代，丁文江、胡适等人执着于他们的政敌观，考察其动机，不外乎出于统一与御侮的需要。一方面，国共双方并非“西风”与“东风”的生死搏斗，应以合作的方式来谋求统一，这是政敌观者的共性认识。另一方面，日渐深重的国难应该压倒一切内争的纠缠，国共双方“应把一切对人对党派的小问题都暂时搁起，打起精神来想想中国当前的唯一大问题，” [32]如此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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