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结构类型学的阐释方式以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洛特曼的文化比喻类型学为代表，其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框架分析文化再生产。与存在历史主义用历史学家的个人经验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主体路线恰恰相反，结构类型学走的是客体路线。对于这一点，詹姆逊指出：“在辩证的相对立场中，是历史事物的逻辑，而不是作为主体的历史学家的真实体验，构成了我们同过去的关系。历史事实的假设逻辑一般是按照类型学组成的，类型学的内容和机制随着描写过去的文化或历史时刻的抽象程度而变化。”它把过去或其它文化的多种经验都归纳为一些深层结构。从而坚持认为：第一、表层的历史现象只是深层结构的一种投射，所以如何阐释历史并不是根本目的，真正的目标应该是挖掘深藏于文本内部的深层结构;第二、强调逻辑结构的共时性特征，建立过去和现在联系的根本目的不应该是凸现历史是否进步，而是探询此时的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对此詹姆逊曾经指出：“‘结构主义’的时刻是理论繁殖新理论的元理论时刻，是句子繁殖新句子、文本繁殖新文本的崭新和后现代时刻，我们可以贴切地称其为‘文本’美学或精神分裂症式美学。”因为结构类型学的历史是超越个别主体的非人性化的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和乌托邦的时间问题都被排除，所以，它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主体经验的多元性与客体结构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凸现出来。在抽象的结构内，现实的表层内容的丰富性被遮蔽，毫无疑问，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也被扭曲。

　　最后，詹姆逊认为，尼采式反历史主义坚持“过去从未存在过，只有现在是事实”的观点。詹姆逊认为这种观点与文物研究方法一样，同样是以拒绝承认的方式解决了历史主义的困境。詹姆逊指出：“同文物研究一样，尼采式立场以拒绝承认的方式‘解决’了历史主义的困境。”这种观点倡导必要的忘却，认为历史的对象是存在于现在叙事中的过去存在，所以离开了现在，过去则毫无意义可言，历史不是对历史事实的认知，而是对文本的阅读。它在本质上不过是以牺牲对过去的认识来歌颂现在，是典型的后现代历史观。凭借对过去的遗忘达到对现在的理解，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张扬文本的作用，但是它又必然会失去历史的深度感，同时也会扭曲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詹姆逊分析并指出了以上四种传统的方式都不能解决历史主义的困境：文物研究与尼采式反历史主义由于否认过去与现在的联系而不可能解决历史主义的困境问题，存在历史主义与结构类型学又由于各执主观性与客观性一端而不能解决历史主义的困境。詹姆逊进而指出了导致历史主义困境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我们需要考虑到我们同过去交往时必须要穿过想象界，穿过想象界的意识形态，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总是要受制于某些深层的历史归类系统的符码和主题，受制于历史想象力和政治潜意识。”按照詹姆逊的观点来看，历史既不是历史事实，也不是各种编年史，历史是非叙述、非再现的，它只能通过以事先文本化即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所以，要研究历史和现实本身必然要穿越初始的文本化和叙事化。詹姆逊认为，如果想要解决这一历史主义的困境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框架之中。

　　三、政治无意识：一切阅读和阐释的绝对视域

　　詹姆逊强调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阐释的绝对框架。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一个主导符码(a master code)，……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即‘生产模式’本身。”而生产方式能够打破“封锁线”，直入问题的根本。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阐释系统都有与社会整体分离开来的“封锁线”，这些“封锁线”会使阐释成为一种封闭的现象。例如，弗洛伊德深层心理学的阐释结构至多只是深入到了家庭这一领域，它的阐释话语并没有超出家庭的领域，而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系统即生产方式体系则既可包容家庭又可超越这个层面而进入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所以，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能够容纳那些看起来互不相容的批评操作。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假定了一个既相同又差异的模式，同时它还生产一种结构历史主义，这种结构历史主义取消了存在历史主义的利比多(个人心理)机制，把存在历史主义的利比多(个人心理)机制，置放到一个比结构类型学更为令人满意的历史和文化模式的逻辑概念之中。所以，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中找到。

　　詹姆逊的生产方式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一方面，每种生产方式都是一种结构，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不同的生产方式又是共存的。生产方式除了作为经济发展和劳动组合的方式之外，还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那就是它同时也是文化生产和语言生产的方式，所以，这一概念涵盖了社会经济现象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包括种种对立的力量和在自身内部产生的一些新的趋势，既有“残存”的成分也有“初生”的力量，而生产方式则必须力图管理或控制这些力量。因为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要通过事先文本化，即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所以“政治无意识”本身只不过是客体内部的一个位置，因此，能够通过对它重新定位来对当下的各种叙事进行意识形态分析，而这个客体即是生产方式。在詹姆逊看来，能够用模式来陈述的文化风格都是对生产方式变化的一种再现。不同的文化客体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生产方式上的对应，他认为这是历史主义困境问题的解决方式。

　　正是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的基础上，詹姆逊提出了文本阐释的政治无意识问题。

　　詹姆逊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对象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关系：在文化物品内，可以发现生产方式在创作者以及接受者的精神层面是一种蓄意而为的东西，无论是在创造者创造某种文化物品时还是观众接受文化制品的时候，人的政治愿望和欲望都会以无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詹姆逊将之称为“政治无意识”。而文本的意识形态恰恰是表达了潜在的“政治无意识”内容，意识形态充当的是“政治无意识”的叙事形式，因此通过分析意识形态便可揭示出“政治无意识”的内容。所以，他认为政治视域构成了一切阅读和阐释的绝对视域，政治视角是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最终视角。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詹姆逊的视界里，他所指的政治实际上是指三个不断扩张的视域。第一个视域是狭义的政治的(直接的历史事件)视域，在这个视域中，历史被还原到一系列定期发生的事件和时代危机之中，政权动荡、社会兴衰、阶级等级之间的激烈斗争等从文学、文化文本中透视出来。第二个视域是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意识)视域，在这个视域中，文本呈现的内容可以被视为阶级话语中的“言论”。此时，文本阐释这种重写行为实际上是把个别文化制品理解为阶级之间意识形态论辩甚至对峙和对抗的象征性行为。所以他认为这个视域仍然不是文化分析的最终形式，必须进入更深广的第三个视域，即经济的(生产方式的)视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一切文化现象背后最深层的根源在于与这一文化相联系的生产方式。詹姆逊对此甚为推崇，并把它作为他自己整个文本阐释理论的基础，并从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这一广泛的视域来进行探讨，将其称为“主导符码”。毫无疑问，詹姆逊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明显地受到了阿尔都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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