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阐释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詹姆逊揭示了四种传统的阐释模式在历史主义困境面前的失效,提出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这一主导符码中可以找到走出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进而提出意识形态充当的是“政治无意识”的叙事形式,并坚持认为通过分析意识形态便可揭示出文本的“政治无意识”。正是在对历史主义困境考察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詹姆逊最终构建了独特的文本阐释理论,这是詹姆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理论的致思理路。
关键词: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历史主义;政治无意识
正文:
詹姆逊在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系统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深刻论断,并以此为基础,对后现代主义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他不但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文本具有一系列特质,如文化的商品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界限的瓦解、语言的游戏性、文化的类象性等突出特点,而且还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下理论的诸多特征,如深度的消失、历史意识的消失、距离感的消失、主体的零散化等。
进而,詹姆逊明确了自己理论的最终目的:“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正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规范,并尝试去分析和了解其价值系统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够在设计积极进步的文化政治策略时,掌握最有效的实践形式。”即发展一种新的文化政治形式,构筑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理念。而揭示文本的“政治无意识”恰恰是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复杂的文化空间下,设计文化政治策略的一种方式。正是通过对传统历史主义困境的揭示以及对几种典型的阐释模式(“文物研究”、“存在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和“尼采式反历史主义”四种阐释模式)的批判性考察,詹姆逊最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的论点,坚持只有从生产方式的高度,文本阐释才能够获得合法性,力图通过揭示文本的“政治无意识”重新恢复文本的深度和历史感,从而建构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
一、历史主义的困境
詹姆逊阐发了与传统历史主义不同的历史观,揭示了历史主义这种历史概念的困境。詹姆逊认为,传统的历史主义是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存在和活动的历史,坚持历史概念具有历史的终极意义,而真正的历史应该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所以真正的历史永远是不在场的,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并非真实的历史,而只不过是一种叙事、文本或话语体系。“历史并非完全是一个文本,不如说是一个即将被构造(或重新构造)出来的文本。”也就是说,历史是存在的,但只有当它以文本或叙事的形式被构造出来的时候才能被认识,所以,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只不过是文本或叙事所提供的历史。
在詹姆逊看来,历史主义这个术语“是我们与过去的关系,它提供了我们理解关于过去的记录、人工制品和痕迹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我们总是站在现在来理解过去,所以不可回避并首先要回答如下问题: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和他者之间的关系。然而,“任何‘历史主义’的两难处境都可以表现于在相同与差异之间进行的特殊的、不可避免的、然而似乎也是无可救药的选择。当我们要决定分析关于过去的形式或客体时,我们首先要在相同与差异之间作出随意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支撑着我们与过去的联系。”这也就是说,在对现在和过去以及我们与他者之间具有同一性还是具有差异性关系的问题做出回答时,不管是选择了同一性还是选择了差异性都会在逻辑上陷入矛盾,所以,历史主义的困境必然显现。
如果选择同一性,也就是肯定我们自身与陌生客体具有某种同一性,这样做将会导致认识上的困惑,因为我们的理解仅仅局限于我们自己的现存中,根本没有进入客体中,所以这样所得出的认识结果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当下的感觉和心理的一种投射。“我们不能够接触到与我们的现实真正不同的另一种现实的陌生性和抵抗性。”然而假如我们选择了差异性,也就是说我们承认自身与陌生客体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样,我们也就失去了与客体沟通的前提条件,那么这必然导致我们无法理解客体。如此一来,“所有导向理解的大门都会对我们关闭起来,我们发现自己被我们的整个文化密度与定为异己的客体或文化隔离开来,因此我们无法接近异己的客体与文化。”这就是著名的“历史主义”的困境。面临如此困境,有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试图解决历史主义困境的方式,詹姆逊做了批判性的考察。
二、四种传统阐释方式及其限度
詹姆逊指出,有四种阐释历史的方式来试图解决这一困境,它们分别是:“文物研究”(antiquarianism)、“存在历史主义”(existential historicism)、“结构类型学”(structural typology)和“尼采式反历史主义”(Nietzschean antihistoricism),詹姆逊逐一地对这几种方式进行了分析。
首先,文物研究的前提是把过去看作客观的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所以这是最直接地否定历史主义困境的方式。詹姆逊认为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历史编纂学作为一种理论文本所具有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文化对应物,在实质上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文物研究只是旨在推翻其他历史观这一使命基础之上的一种理论上的建构,它永远不是事实本身。文物研究作为一种阐释历史的意识形态试图通过对过去的阐释来揭示历史现实,但它的结果却是遮蔽了现实本身的存在状态,进而导致了对过去和现在的关系的扭曲。詹姆逊指出:“我们不禁要说这个立场以废除‘现在’的简单姿态,‘解决了’现在与过去的关系的问题。”
其次,存在历史主义,在詹姆逊看来是“对待过去的第一个有真正实质的理论立场”。这是开始于狄尔泰的一种历史主义的阐释方式。存在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方面:首先,存在历史主义坚持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在自身内达到理解,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恢复客观的事实而是去创造新的历史。其次,存在历史主义反对线状的、进化论的或本原的历史,提倡超越历史事件的经验,强调同过去某一共时的复杂文化相接触时所产生的审美体验,实质上是强调历史学家对历史文化的美学再创造。第三,在存在历史主义的观点当中,历史的中心是作为个人主体的历史学家,历史是围绕历史学家被组织起来的。
在明确存在历史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詹姆逊也指出了存在历史主义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存在历史主义总是渴望把历史文本象征性的无限多样性和非异化的人类本质的无限潜力结合起来,所以在强调历史经验的个人体验时,致使历史的确定性消失,并可能导致历史相对主义。詹姆逊指出:“存在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经验是现在的个人主体同过去的文化客体相遇时产生的。因此历史经验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导向完全的相对主义。”其次,由于它实际上是一种强调主体中心性的“人文主义”,所以在20世纪不断受到批判,如60年代受到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的批判,70年代又遭到后结构主义“去中心”的批判。此外,由于存在历史主义过分强调主体的审美激情、审美体验以及审美创造性,这就可能导致对主体理性建构的忽视,从而导致精神分裂症式的历史主义。所以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存在历史主义的阐释在“作为主体的历史学家个人的敏感性伪装下”遮蔽了历史现实的本质内容,从而也扭曲了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詹姆逊指出:“存在历史主义的、自鸣得意的美学思索不能够……解决关于历史经验的观点的根本不平衡性,这些观点反对个人主体对历史某一时刻的集体现实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