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乙丙之际塾议》所表现出来的观念，钱穆以为“实承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11]的确，龚自珍早年治学合一论的基本观念都来自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章氏在该书第一篇《易教上》开门见山就说：“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2]“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13]“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 [14]尽管龚自珍在著作中没有提及章氏，但是，章学诚的这些论说无疑是龚自珍治学合一论重要理论来源。钱穆又指出：“实斋之倡六经皆史，与常州庄氏所谓‘寻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表’者，同为一时之孤径……定庵之学虽虽相传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门径，则端自章氏入，亦以章氏学之与常州，弱略其节目，论其大纲，则同为乾嘉经学之反响，故游其樊，而得相通也。”[15] 这就道出了龚自珍后来所以欣喜接受《公羊》学的思想原因。

　　但是，龚自珍早年对史的观念还存在理论的不协调，有时以史与学为同一概念，有时又以群史、太史之言与公卿、师保、大臣之世言相分别，但是，龚自珍治学合一论包含着史与治的合一，却是不可否认的。更进一步的推论，由学与治、道、法、礼的合一，也可得出史与治、道、法、礼的合一，这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史无所不包的观念，只是龚自珍在早年还没有将其明确化，后来才将这一观念明确的发挥了出来。

　　二、史无所不包

　　龚自珍是在《古史钩沉论二》中较为集中的明确阐发这一观念的。他说：

　　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纣时，其史尹挚抱籍以归于周，周之初，始为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劳周室，改质家跻于文家，置太史。史于百官，莫不有联事，三宅之事，佚贰之，谓之四圣。盖微夫上圣叡美，其孰任治是官也?[16]

　　龚自珍说史官是周代的世代大官，未必合于周史的实际，至少在《周礼》等典籍中找不到这样的证据。但是，龚自珍以史之外就不存在语言文字，也没有人伦品目，这是很明确的史无所不包的观念。他以周改殷之质，立文家之法，始置太史，这是《公羊》学的改文从质说。以太史出于周代，为改文从质的产物，这是以殷代质朴，文备不足。龚自珍用改文从质说来说明太史的出现，可能不合于历史的真实，但是，其中包含着一个极有价值的观念，这就是历史是发展的，发展是从质朴到文明的进步，作为文明记录的太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

　　太史与史在龚自珍的思想中是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两个观念。太史是周代记录历史的职官，史则指代所有记载社会文明在内的历史。太史出现在周代，但是，史在周代以前就早已经存在，从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有史的存在。所以，龚自珍又谈到周代以前的夏史、殷史。但是，夏史、殷史在孔子时就已经多有遗忘，孔子以周郁郁乎文哉，故龚自珍言史以周为代表。所以，龚自珍所说的史，指的所有社会文明在内的历史记载，而不是指传统四部分类法中所说的史。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史只是四部之一，而龚自珍的史是无所不包的。将龚自珍所说的史仅仅视为四部之一的史，就无法理解史的无所不包。

　　由史是无所不包的观念，龚自珍在《尊史》中提出尊史论。史无所不包已经为史所以尊提供了依据，所以，龚自珍言尊史重在尊史的如何实现。他提出，“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也，尊其心也”。而心之尊，在于“善入”与“善出”。关于“善入”：

　　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口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17]

　　关于“善出”：

　　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口守，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18]

　　龚自珍所说的“善入”、“善出”，分别指史的“实录”与“高情至论”而言。“善入”要求对史的客观实录，不能有人为的主观臆见;“善出”又要求跳出事实的局限，带有记录者高情至论的识断。龚自珍认为史不“善入”，就不是实录，而“必有余寱”;史不“善出”，必无高情至论，而“必有余喘”。所以，龚自珍所说的“善入”与“善出”是一对矛盾，尊心是要求史官从二者之中寻找到合理的张力，使史成为既是实录，又有高情至论的著作。在尊心的“善入”、“善出”之外，龚自珍还有所谓“大出入”：“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19]这是说为史的目的，在于由史明道，即出史入道。史所以尊，就在于史是明道、入道的必须。

　　史所以是明道、入道的必须，与史的无所不包是分不开的。龚自珍无论是论“善入”，还是论“善出”，都谈到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等，这些都是史的内容。龚自珍通过列举的这些方方面面，是要说明史不是人类社会的某一方面，而是社会生活的全部。所谓的道就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离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无所谓道，所谓出史入道的根据就在于此。而这也是龚自珍要尊史的根本原因。

　　从史的无所不包，龚自珍将史的地位推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高度，以史关系国家、家族生死存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20]这是对史极为尊崇的观念，是对一直以来的史不如经的传统看法的颠覆。这样的看法绝不是经学的观念，尤其不是今文经学的观念。

　　三、 史为宾说

　　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四》中，提出了史为宾说的“宾宾”之说。龚自珍此说是他尊史论的另一体现，史无所不包是横向的尊史说，而宾宾则是纵向的尊史说。

　　宾宾说的出发点是历史与文化都是发展的，没有一个王朝可以永世常存，“夫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兴王圣智矣，其开国同姓魁杰寿耇者，易尽也。宾也者，异姓之圣智魁杰寿耇者也”。[21]宾相对主而言，是指新王朝的异姓圣智魁杰寿耇。宾虽生于本朝，又在本朝为官，但是，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谓“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是故人主不敢骄” 。[22]宾宾说涉及到君主与外臣的关系问题，包含有君主应该像对待宾客一样礼敬异姓圣智魁杰寿耇的含义。而异姓圣智魁杰寿耇在新王朝的命运如何，是否可以享有宾客一样的待遇，是由人主能否宾宾所决定的：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