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语言图式

　　戴炜栋，陈宏薇在《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中指出：“汉语以意统形，强调意义的连贯，但不在意形式标记，句法特征为意合(parataxis)，语法特征为隐性(covertness)，词语的意义往往只能在句子或一定的语境才能确定，而且要靠人的悟性去心领神会。英语的语法特征是显性(overtness)，句法特征是形合(hypotaxis)，词序比较自由，构词比较灵活。”(2003：24)这一对特征分别在汉语诗歌和英语诗歌中得以最大地体现。许渊冲认为

　　‘中国诗词往往意在言外，英诗却是言尽意穷’，并说过‘中诗的特点是朦胧，诗句往往没有主语，读者可以想象…’”(张智中，《许渊冲与翻译艺术》2006：51)

　　上述中诗的特点在《葬花吟》中得以体现。《葬花吟》从开头到“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这上半部分中并未有明显的“我”字眼，很多句子更是省略了主语，这就为译者提供了阐释的空间，导致了三种不同的译文。例如原诗中的“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的译文：杨译为“Hoe in hand she steps through her portal/Loath to tread on the blossom as she comes and goes.”;许译为“I step out of my portal with a hoe/On fallen petals could I come and go?”;霍译为“Has rake in hand into the garden gone/Before the fallen flowers are trampled on.”。杨、许均把“来复去”的主语理解为“闺中女儿”本人，而霍处理为隐含(或泛指)的人。原诗中应指黛玉看到凋零的花朵感怀身世的伤情，她是惜花、伤花、葬花之人。霍作为母语为英语的译者，忽视了英语主语突显这一特点，同时霍的理解也是不正确的，因而得出的译文是误译;反倒是杨、许在对原诗正确解码的基础上，根据英语主语突显的特点，在译诗中加上了适当的主语，以易于译语读者正确理解原诗。同样，在“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一句中“不管桃飘与李飞”的主语被省略，导致译文差别很大。杨译为“Willows and elms, fresh and verdant/Care not if peach and plum blossoms drift away”;许译为“Willow threads and elm leaves are fresh and gay/They care not if peach and plum blossoms drift away”.杨、许都认为“不管桃飘与李飞”的主语是“柳丝榆荚”，显然这种理解正是原诗之意，此处黛玉托物言志，以“桃飘”与“李飞”自比，表达了黛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而霍译为“Elm-pods and willow-floss are fragrant too/Why care, Maid, where the fallen flowers blew?”，显然误以为“不管桃飘与李飞”的主语是“Maid”，即黛玉。虽然三位译者都有汉诗往往重意合省主语这一图式并在翻译时采取了填补主语的策略以使译诗传达原诗之意并符合目的语语法与句法图式，然而霍译根据他所具备的源语的语言图式对原诗句作了错误的解码，当然他的译文与原诗存在很大出入，而杨、许的处理才是忠实于原文的。所以说，译者须具备有关中英诗的两套语言图式，然后根据中诗的相关语言图式对原诗进行正确地理解，最后根据目的语读者习惯的语言图式把原文的信息表达出来;否则很容易误解原文，产生误译，进而误导目的语读者曲解原文。

　　3.3内容图式

　　有关文化图式阅读理论的研究表明，译者或译语读者对文章的内容越熟悉，对文本的理解越容易。若对所阅读的文章毫不了解或了解甚少，在阅读过程中就无图式可供调用，从而导致阅读困难。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差异很大，文字信息所激活的文化图式也就不同。诗歌最能代表或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因此，中西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中西诗歌传统的不同。由于中国诗歌的历史悠久，有些作品包含太多浓厚文化色彩的字词或文化典故，从而加大了其英译的难度。

　　原诗的“红消香断有谁怜”一句中的“断”字可谓点睛之笔。锤炼字词是中国诗歌的古老传统。诗有名句，使全篇增色;句有字眼，使全句皆活。此句中的“断”字正是全句字眼，要译好此句的关键在于传神地译出这一字眼。杨译“that has been”和霍译“hues bereft and bare”只是传达了原句的大意，而至于“断”字所拥有的意境却没能传达，不如许译“die”到位传神。“dies”让译语读者深深感受到原诗赋予“香”以生命和黛玉的多愁善感，令读者自然而然体味到原诗所要传达的凄美的意境，使目的语读者与黛玉感同身受。因此，许通过字词的锤炼来激活读者的已有认知图式或即时建立新的内容图式，从而达到让读者对原诗有最贴近的理解。

　　让我们再看一例：“青灯照壁人初睡”(杨译为“A green lamp lights the wall as sleep enfolds her”;霍译为“And lays her down between the lamplit walls”;许译为“A bed in dim-lit room when night is still”)中“青灯”的译法也存在差异。这里“青灯”是指那种昏暗阴冷且苍白无力的灯光，以此来衬托黛玉内心的萧索与落寞。而杨译的“green lamp”有误译之嫌，与原诗有很大出入;霍译直接省略了“青”字未译，笔者以为这是明显的欠译(undertranslation);而许译的“dim-lit”中的“dim”一词的添加准确地传达了汉语“青灯”之“青”之意与意境，让读者领略原诗的凄美并在脑海中构建相关图式以备日后激活理解原文，堪称佳译。

　　《葬花吟》一诗涉及两个典故：一是“洒上空枝见血痕”(杨译为“Falling like drops of blood on each bare bough”;霍译为“Which on the boughs as bloody drops appear”;许译为“Like drops of blood turn bare branches red”)，相传湘妃哭舜，泣血染竹枝成斑，所以林黛玉号“潇湘妃子”;二是“杜鹃无语正黄昏”(杨译为“Dusk fall and the cuckoo is silent”;霍译为“At twilight, when the cuckoo sings no more”;许译为“As twilight falls, the woeful cuckoos sing no more”)，其中“杜鹃”一词不禁使中国读者联想到杜鹃啼血的典故：传说蜀帝魂化杜鹃鸟，啼血染花枝，花即杜鹃花。这两个典故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常出现，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无需赘言，他们的文化图式立刻被激活，帮助他们理解“血痕”与“杜鹃”所隐含的典故深意，体会诗歌所传达的意境。但是本族语交际双方认为不言而喻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于来自其它文化的读者则往往会觉得不知所云。可以看出杨译、霍译均采取了简化译法：既没有文外加注，也没有文内作解。虽然保证了译诗的可读性与流畅性，却未能清晰形象地传达原诗悲切凄美的意境，更是剥夺了译语读者学习、体味源语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的机会与权利，不能帮助读者新建相关的文化图式。一篇好的译诗，不但要翻译出原意也要表达出原文风格，再现原文的体裁、修辞特色等等。相对而言，许在“洒上空枝见血痕”译文中添加了“turn … red”暗示黛玉泪洒花枝，把花儿染红，正是对典故的解释说明;而在“杜鹃无语正黄昏”译文中增添了“woeful”来修饰“cuckoos”，可谓是一种简洁到位的补充，表达了黛玉孑然一身，悲叹自己孤苦无告的处境。这种增词翻译填补了原文中文化缺省形成的意义空位，把原语作者与原语读者共享的文化知识明示出来，对译文读者头脑中缺省的相关认知图式进行填补。彭保良指出：“当认知图式翻译作为语际交流时，它不仅仅是语言转换过程，而且也是文化移植的过程。”(1998：25)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之中。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源语文本的认知图式进行正确的解读，并将其移植到目的语中去，才能有助于译语读者的正确理解。这里图式的“移植”即建立新的认知图式，指通过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词语的形象并借助释义或加注等方法，为译语读者建立新的认知图式，使其正确理解原文，以求真正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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