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介绍了图式在翻译中的运用，并从图式的分类，即结构图式、语言图式和内容图式三方面对《葬花吟》三种英译进行了比较赏析，探讨了导致三种英译本的潜在因素，同时就图式差异造成的理解障碍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以期有助于中国古典文学向世界的传播。

　　关键词：图式;葬花吟;翻译策略;原文;译文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schema in translation and applies it to the analysis of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Lin Daiyu’s Elegy on Flowers [1]in terms of language schema, structure schema and content schema respectively. It probes into the reasons for three different English versions, exploring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clear away the comprehension obstruction by the difference of schema during translating.

　　Keywords: schema; Lin Daiyu’s Elegy on Flower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riginal text; target text

　　1. 引言

　　诗词曲赋是《红楼梦》文本的有机构成部分，不仅渗入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而且成为小说主要人物活动与生活的必要部分，起到了在任何其它小说中无法起到的巨大作用。《葬花吟》是《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十分重要的一笔，其文辞优美，手法娴熟，音韵铿锵，为后人所传颂;它是林黛玉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其悲剧式命运的缩影。清代满人富察明义在其诗集《绿烟琐窗集》其中一首《题红楼梦》诗中写到：“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不自知。”《红楼梦》处处闪烁着中国文化的光辉，仅仅一首《葬花吟》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就加深了将其英译的难度。目前，其通行英译本有三种，即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版，大卫·霍克斯译版和许渊冲译版;以下简称杨译、霍译和许译。本文拟以图式在翻译中的运用为出发点，对《葬花吟》风格各异的三种英译进行比较分析。

　　2. 图式在翻译中的运用

　　早在1781年康德提出了图式的想法，认为“新的概念只有同人们已有的知识建立关系，才会变得有意义”。20世纪3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Frederick Bartlett在其作品Remembering中指出我们对语篇的记忆并不是基于直接的复制而是解释性的。这一解释过程运用所接触语篇中的信息连同与手头语篇相关的过去的经验一起构建出一种思想表达(1932: 197)。这里所指的过去的经验并不是单一的事件或经验的简单堆积, 而是组织好并易于驾驭的。他把这一结构块称为“图式” (1932: 201)。Cook 将图式定义为“语篇过程所必需的思想表达(a mental representation essential to discourse processing).”(1992:158) 不同的社会成员在其成长过程中受到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的影响，因而形成的认识结构不尽相同，这种带有文化色彩的认识心理状态以图式的方式储存在我们记忆中形成认知图式。图式是认知的基础，在大脑中形成后会对以后获得的信息进行重新组织、理解和记忆，人们在理解输入的新信息时，需要把输入的信息与已知信息(即背景知识)联系起来。对新输入信息的解码、编码都依赖于人脑中已存的图式、框架或网络，输入信息必须与这些图式相匹配，图式才能起作用，完成信息处理的系列过程。(刘明东，2002，(6)：56) 因此，读者头脑中已存储的知识对他们理解新知识起着关键作用。

　　那么图式与翻译究竟有何关联呢?

　　而翻译是一种语际间的转换活动，它将一种语言载体(原语)所承载的信息输入另一种语言载体(目的语)。任何译者都同时担任两个角色：首先，对于原文文本来说，译者是一名读者;其次，对目的语文本来说，他/她又是一名转化者。目的语读者读到的译文是译者对原文理解和消化的产物，所以目的语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不仅受到其脑海中的已建立的图式的影响，还必然受到译者的理解的左右。也就是说，翻译涉及到两套图式的激活：与源语相关的认知图式和与目的语相关的知识图式。

　　图式有共同性和差异性。因为图式有共同性，人们才能进行交际，达到理解。作为生活在同一星球的人类，在实践中必然有相同/相似之处，而来源于实践的知识与经验及由此发展形成的文化、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方式中必然存在一定的相似/同之处。图式的共同性正源于此。当源语的词汇体现的认知图式与译语的认知图式一致时，译语读者脑海中已有的图式很容易被激活，因而就能轻松自如地透过译文理解原文。既然有图式的共同性，也就必然存在图式的差异性。Yule认为：在某一种图式里好的东西在另一种图式里未必好。任何语言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并反映着特定的文化内容。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语言、思维方式、宗教信仰、风俗等，他们对同一类客体观察和理解的角度往往不同，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因此也就出现了图式的差异，包括图式不同或空缺。而当认知图式出现差异时，容易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偏差或错误。此时，译者应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如意译、直译加注或文内解释等)来帮译语读者建立新图式或调整已存在的相关的认知图式，以便译语读者通过译文正确地理解并体味源语传达的信息。处理文化差异，跨越语言鸿沟，是翻译的一个主要任务。因此这就更要求我们除了重视语言知识还要加强背景知识的学习，构建和丰富各种知识图式。

　　一般说来图式有三种分类：(1)结构图式或体裁图式，指的是文章的体裁特点，如诗歌，散文，议论文，说明文等;(2)语言图式。通俗地讲语言图式就是平常所说的词汇与语法;(3)内容图式，它是以文本的内容以外的语言知识、背景知识，推理及互动为主要内容建立起来的各种内容的知识记忆。可以说每种图式都参与到翻译实践活动中。

　　接下来，我们分别从图式的三种分类在翻译中的运用为出发点，对《葬花吟》风格各异的三种英译进行具体地比较分析。

　　3. 《葬花吟》英译中图式的运用

　　3.1结构图式

　　整体而言，《葬花吟》属于初唐体歌行，总共52句，只有三处例外：第16行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和第39、40行的“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原诗中，前面8个诗节的押韵方式aaba, 而从第9节开始，押韵方式有很大变化。第9节为abcc, 第10节为abbb，第11节为abab，第12节为aabc，第13节为abcb。这些是译语读者不了解或不熟悉的与源语相关的认知图式。鉴于此，霍译基本上使用“英雄(偶句诗)体”(heroic couplet 即aabb)的押韵方式，韵脚鲜明，每行音节数大致相同，每行十个音节，为抑扬格五步诗(iambic pentameter). 许译与霍译一样采用了“偶句诗体”(aabb)的押韵方式，韵脚鲜明。这与他本人所提出的，应采用英语读者喜闻乐见的押韵方式来翻译中国诗歌是一致的。霍译、许译的译诗结构严谨，韵律规范，增强了原诗的形象性和音乐性，既有英语传统诗歌的韵味，又与原诗中国古典诗歌的气质相适应，因此都有利于激活译语读者已有的关于目的语的相关结构图式，并让读者体会到原诗的形音之美。而杨译运用的是隔行押韵abcb。虽然没有采用原作的押韵方式，但也重现了原诗的音乐美感，读来自然流畅，从而通过激活译语读者的已有的结构图式帮助读者感受原诗的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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