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文化研究
【关 键 词】 俗文学；文学史；史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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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总体来看，30年代是20世纪上半叶文学史著述最为繁盛的时期。此时期的文学史编写不仅延续了20年代以来文学史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体的重视程度，而且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对它们叙述内容的所占比例，甚至有的出现矫枉过正、比例失调现象，更是有许多文学史纳入了对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等说唱文学的叙述。这一现象在各种俗文学专著方面表现的更为明显。早在1930年出版的杨荫深的《中国民间概说》就对包括宝卷、弹词、鼓曲在内的具有文本性特征的“唱本”单列研究，开启了30年代俗文学著作对说唱文学研究的先河。此后，王显恩的《中国民间文艺》（1932年出版）、洪亮的《中国民俗文学史略》（1934年出版）、陈光尧的《中国民众文艺论》（1935年出版）等著作不仅在择取对象上将各种说唱文学作为重要的叙述对象，而且有意识地将它们作为俗文学研究的中心。更为可贵的是，此一时期出现了陈汝衡的《说书小史》（1936年出版）、阿英的《女弹词小史》一类的专著，专论说唱文学史。1938年，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这种史述模式达到极至。该书重点论述的内容就是“讲唱文学”，为此作者有意回避了对小说、戏曲的论述，更是完全舍弃了以口头流传性为主要特征的各种民间文学体裁，而对变文、鼓子词、诸宫调、宝卷、弹词等说唱文学的叙述各列专章、叙述内容更是不厌其烦，真正将“俗文学看作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了”。在谈到其理由时，作者认为：“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很狭小，——只限于诗和散文。——所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的篇页，便不能不为被目为‘俗文学’，被目为‘小道’的‘俗文学’所占领。哪一国的文学史不是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中心的呢？而过去的中国文学史的讲述却大部分为散文作家们的生平和其作品所占据。现在对于文学的观念变更了，对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变文、弹词等等也有了相当的认识了，故这一部分原为‘俗文学’的作品，便不能不引起文学史家的特殊注意了。”^[10] 此一著作的面世，同时标志着俗文学学科的确立，俗文学研究的繁荣期就此拉开帷幕。
自30年代文学史出版高潮过后，此后4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基本延续着3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编写格局平稳的向前发展，作为俗文学的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依旧是文学史叙述的主要对象，与40年代俗文学研究的繁荣景象，俗文学学科建设的逐步成熟遥相呼应。直至50年代，受“民间文学主流论”思潮的影响，出现“红色文学史”编写现象，这种高抬俗文学地位的史述模式才被打破，俗文学由此前文学史的“宠儿”身份骤然变成了被批判、被遗弃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劳动人们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随着俗文学学科建设步伐的停止不前，俗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话语里也失去了此前的神采而走向边缘。
纵观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叙述，我们会发现，此一时段内的文学史编写在对象的择取和史述观念上总是伴随着俗文学学科建设的深入而不断地打破其既定的格局，从总体上看，它基本上沿着这样的一个逻辑轨迹前行，即杂文学史（大文学史）→以诗、文为主要对象的文学史→诗词文、小说、戏曲的文学史→诗词文、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的文学史。这种文学史叙述话语中心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20世纪中国俗文学学科建设筚路蓝缕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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