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文化研究
【关 键 词】 俗文学；文学史；史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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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研究伴随着文学史编著的逐步成熟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学史叙述主流话语的地位。从世纪初的传统文学观念对俗文学的排斥，到20年代的雅、俗文学对举，再到30－40年代俗文学成为文学史的叙述话语中心，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之史述研究走过了一段筚路蓝缕的艰难历程，从中也折射出中国俗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轨辙。
关键词  俗文学；文学史；史述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6.6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述范式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的，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编写几乎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与此巧合的是，对俗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几乎与文学史的成长同步，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同阶段文学史的编写就是俗文学研究的一个“晴雨表”，各种文学史编写的体例安排、对象择取、文学观念转变等都在折射着各个时期人们对俗文学关注和研究的观念态度。
一
20世纪初期，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窦警凡的《历代文学史》（约在1906年出版），实际上是一部国学通论性质的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在“叙集”部分谈到戏曲时，他主张“曲则其品益卑”的文学观念。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编写成教材，1910年出版）在借鉴日本的文学史编写体例的同时，也沿乘了文学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观，菲薄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他甚至批评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之风俗史犹可。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1]即使是近代文学革新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依然有些文学观念保守的人在竭力固守着传统，排斥着各种俗文学进入文学史。1912年，龚道耕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略论》，所述以经史、文集、诸子百家为主，行文全用文言，本书完稿之时，正是“五四”时期，但作者依然极力诋毁白话文学，对响应文学革命运动者称之为“黄口小生”，对红楼、水浒二书编入教科，骂之为“狗吠驴鸣，偏于天下”，并哀叹“文学不可复回矣”，其排斥俗文学的立场可见一斑。^[2]
但是，随着俗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种俗文学文体也逐渐被持现代文学观的先进知识分子引入文学史的编写，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1910年前后出版）、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15年出版）、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1915年出版）、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出版）等，俗文学都占据了一定的篇幅和位置。其中，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是国内第一部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列为文学正宗的文学史著，他不仅充分肯定了历代新兴文体的价值，如宋代的语录，元代的戏曲、章回小说等，而且在论述明代传奇的特色时，提出“死文学”与“活文学”的概念，这与后来胡适等人在白话文学运动中倡导的“活的文学”的理论观念很相吻合。1918年，谢无量撰写的《中国大文学史》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并且在行文中预言“自清季始废科举，民治嗣兴，国家宜无复束缚文学之事，则自今以往，平民文学，殆将日盛乎！”可以说，随着俗文学研究力量的日益壮大，各种文学史编写也逐渐重视对俗文学的吸纳和接受。
从整体上看，20世纪初期到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学史编写主要还是承继了传统“大文学观”或“杂文学观”，多数的文学史体例安排还是以传统的诗文为主甚或只有诗文，而排斥俗文学文体的地位。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窦警凡的《历代文学史》的国学通史性质自不必论，即使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所收文体范围，也是颇为庞杂，“凡制、诏、策、谕、诗词赋曲，以及小说、传奇和骈散、制艺，乃至金石碑帖，音韵文字，无所不包，实在是一部洋洋大观，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书。”^[3]而被其推崇的小说、戏曲等文体也仅仅是作为“诗余”，占据了很小的领域。稍后，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1914年出版），为当时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之一种，该书也是在“大文学观”支配下产生的一部国学论著，在其《编辑大意》的编写原则中，作者提出：本书的编纂乃以文为主体，史学、小说、诗词、歌曲为附庸，“凡文章诗词歌曲之源流，悉博考精稽著之于册，其有一时异制，如唐末皮陆等之诗，宋世白话之诗词，元世白话之文告，亦刺取其精华，列入以明歧趋，并以博读者之趣。”看它对白话文学的态度，就知道即使是体制内相对保守一点的文学史，也不得不照顾到当代读者中间的流行趣味。^[4]也就是说，此一文学史的编写体例安排应受到了20世纪早期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同时也有迎合时人对俗文学态度转变的编写策略，只是有关小说、戏曲的内容依然少的可怜。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在文学观念上较之此前各书有所进步，基本上采取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进行文学史的梳理，而且对小说的关注从两汉始，进而唐代，转而宋元戏曲，开始逐步完善其史实的构建，只是篇幅依旧薄弱，小说、戏曲的地位依旧卑下。即使是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没有完全脱离“大文学观”的影响，内容涉及到经史子集等，然而该著在“平民文学”观念的指导下，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体论述轮廓相对完整，内容较为丰富，从其所采取的态度看，它明显受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学观念的冲击，可以看作是一部新文化运动前后具有过渡性质的文学史著作。
二
在新文化运动积极倡导废文言，高扬白话文学、提倡国语运动的时代精神背景下，人们撰写文学史的观念大变，传统的文学史模式开始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表现在它大大改变了过去“大文学、杂文学”的观念，而代之以现代文学观念的文学史写作体例，诗歌、散文、戏曲、小说的文学分类方法被多数学者接受，成为厘定中国文学类别的基本标准，而且俗文学、民间文学等文学样式也越来越受到文学史家的青睐，并出现了大量俗文学、民间文学的专著。这其中的缘由，一方面是在经历了20世纪初期的引入后，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更容易在五四时期被全面接受并推行。自20世纪初期以来，汉学家翟理士的《中国文学史》之现代文学史观对国内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郑振铎曾评价说，它第一次把中国文人向来轻视的小说戏剧列入文学史，又第一次注意到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一下子改变了经过数百年上千次书写的中国文学的面貌。^[5] 事实上，对中国文学史编写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还是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观，自1903年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出版以来，戏曲、小说就同传统的诗、词、文一起成为日本汉学家撰写中国文学史必不可缺的叙述对象。20年代以来，就先后有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概论》等文学史著作翻译出版，它们无一不是强调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周作人曾说过，日本汉学家写中国文学史的特点，一是“方法序次多井然有条”，二是“涉及小说戏曲，打破旧文学偏颇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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