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文化研究
【关 键 词】 俗文学；文学史；史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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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6]另一原因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在“走向民间”、走向平民、推行国语运动等文化思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关注俗文学、民间文学等文体，越来越多的文学史编写者重新审视传统文学观念给文学史编写带来的桎梏危害，并开始重新直面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真实面貌，他们在解构传统文学观念的同时，正视小说、戏曲、神话传说、歌谣等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存在，寻求新的文学史撰写体例，重构新的文学史著作。“还原文学历史的真实面貌”，正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多数文学史家的信念和心愿。因此，20年代以来，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刘麟生的《中国文学ABC》、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等都注重加强了过去文学史研究比较薄弱的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体的篇幅比例；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等更是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史编写观念和体例，而从“白话文学”的视角将“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推向文学史的中心；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曹聚仁的《平民文学概论》等则选择了从“平民文学”的视角来梳理文学历史。1928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是这段时期文学史写作的一个突出表征。在该著作中，胡适彻底颠覆了辞赋、骈文和律诗等文言文学的历史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其“双线文学观念”支配下的“白话文学中心说”，其目的就是强调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中心，“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其写作策略就是通过历史地梳理白话文学史为当时倡导的白话文学运动提供佐证，通过人为地夸大文言与白话的对立，来为新文学摆脱传统束缚谋求发展开辟道路。稍后，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1929年出版）所述元明清文学部分，全以俗文学为主体，其中关于弹词部分，尤为其他文学史所未详，这也是20年代为数不多的涉及说唱文学文体的文学史。
在众多的文学史著作体例安排上，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史”叙述话语中心开始转移，很多史著在讲到宋元之际，都开始注重把叙述的主要对象从诗、词、文等开始转向小说、戏曲等文体上，这种析述架构除了受史实的制约之外，更多体现在此一时期人们文学观念的变更。陈国球认为其主要表现在：一、胡适的“白话文学正宗说”，对以诗文为主的传统文学史架构造成冲击；二、晚清以来“以小说戏曲为改造国民工具”的论见，促成适时的启蒙主义文学史观；三、中国文学史家出身西方强势文化的阴影下，急于探询可与西方文学叙事主流相比拟的文学体制；四、中国史论传统中的“诗盛于唐”、“宋以后的诗不足论”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反传统诗文的“五四”文学观。^[7]这其中，白话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对俗文学研究的重视。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撰写热潮中，不但民间文学、俗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而且出现了各种民间文学、俗文学文体的专门史，这是此前学术史研究中很少见的。在小说史编写方面，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庐隐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胡怀琛的《中国小说概论》等构成了20年代小说史撰写的高潮。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开荒拓源之后，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ABC》，佟晶心的《新旧戏曲之研究》等著作，不仅在史述时间上前后拓展延伸，而且在研究对象上也是日趋丰富，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受此时“走向民间”文学思潮影响，一些民间文学史著纷纷出版，胡怀琛的《中国民歌研究》、《中国寓言研究》，钱南扬的《谜史》，玄珠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徐蔚南的《民间文学》，杨荫深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说》等著作是20年代“俗文学研究民间化”的史述体现，它们与歌谣学运动等一起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走向民间”学术思潮的最华丽景观。
三
伴随着“文学大众化”的时代需求，俗文学运动不断深入开展，人们对俗文学史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在文学史的探讨中，敦煌俗文学逐渐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最早将其与文学史联系在一起的是鲁迅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提到敦煌俗文学对中国小说史的重要意义。^[8]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也较早地注意到了敦煌文学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谈到之所以将《国语文学史》修改为《白话文学史》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经罗振玉先生、雨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许多篇可以供我们采用了。”“新出的证据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及唐以后的的文学变迁大势，并且逼我重新研究唐以前的文学演变的线索。”^[9]但是限于各自文学史的体例安排，鲁迅、胡适等人都没有正面将敦煌俗文学作为其文学史的一部分进行详细论述。较早将敦煌俗文学看作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展开叙述的是郑振铎和陈子展。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世纪卷第三篇上）（1930年出版）的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学》中详细论述了敦煌俗文学的发现、价值、各种文体及其关系等。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年出版）用两章的篇幅专论“敦煌俗文学的发现和民间文艺的研究”。自此之后，引入了敦煌俗文学的文学史叙述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进入3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更多地加入了研究者对以敦煌文学为主的说唱文学的关注，加强了说唱文学同小说、戏曲等各种俗文学文体演变传承关系的论述，这其中以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出版）最为典型，该书在叙事结构上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本书所收材料，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此前文学史中所未述及的，有变文、戏文、诸宫调、散曲、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郑振铎不仅把它们变成了中国文学史尤其是隋唐以后文学史的叙事中心，而且还为其各设专章，如《鼓子词与诸宫调》、《昆腔的起来》等，这样一种颠覆性的史述革命直接将俗文学从以往的边缘角色推向文学史研究的中心位置。与此同时，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年出版）自宋代以来，主要讲述的便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体，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1932年出版）更是把传统文学与民众文学分为两部分，高度肯定民众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在其上、下卷的叙述中，下卷通称为“中国民众文学之史的发展”，专论自先秦至民国以来的俗文学的历史状况及其逻辑沿革，里面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小说、戏曲、宝卷、弹词等各种俗文学文体。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1935年出版）涉及到宋元明清文学，全以俗文学为主体，除了小说、戏曲之外，还涉及陶真、宝卷、弹词、鼓词等，其中关于鼓词部分，尤为其他文学史所未详。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1935年出版）专设“唐及五代的民间文学”，论述敦煌文学内容。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1935年出版)在叙述过程中注意到了佛教对中国俗文学的影响，并在第十八章专论“唐五代的俗文学”，俗文学的发现、内容及其影响等。1938年，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出版，书中不仅有大篇幅的戏曲、小说专论，而且对神话传说、鼓子词、诸宫调、全相平话、宝卷、弹词、鼓词、大鼓、皮簧、滩簧等都有论述，这大概是3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涉及文体最多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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