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关于教学方面文章统计 类别年份 教学原则和

　　教学实践 课程改革或教材 语文 数学 其他学科 2005 1 1 3 2006 1 5 2 1 2007 2 2 3 2 2008 3 2 3 2 3 总计 7 4 8 8 9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表5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总计 篇数 7 5 3 3 18 由上表我们发现，关于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的研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在2008年第1、3和4期几乎就没有关于此方面的文章。对比1999-2004年的数据来看，史学理论研究的论文量骤减，根据学科发展史的规律，一个学科史学理论的发展促进本学科史学的研究，而史学的研究需要史学理论提供理论指引。由此看来，中国教育史学理论的发展和繁荣还尚待时日。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在量化分析中，我们发现关于中国近现代的文章最多，古代的次之。中国古代的教育文化相对来说比较发达，而在近代后逐渐衰落并遭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在这个中西方文化交汇和猛烈碰撞时期，许多仁人志士期望通过教育救国，并期望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介绍到国内，他们的思想一直影响着现在的教育，故这个时期的文章会比较多。

　　表6 研究时间段 研究时间

　　年份 古代 近代 现代 2005 12 23 10 2006 18 23 7 2007 18 28 8 2008 15 23 9 总计 63 97 34 备注：古代即从原始氏族时代到明清前期;近代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现代是从“五四运动”—至今。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和作者的专业方向

　　1研究机构分布

　　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的作者中，中央教科所所占比重最大，逐渐凸显了作为主办单位的优势。在1999-2004年中，还有山西师范大学可以和其比称，而在最近的4年里，其论文量是许多其他单位无法与之抗衡的。山西师范大学论文量的减少让人惊异，从述评中排名第1名的38篇降至现在的6篇。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太原师范学院的论文量也都在减少。后三者分别从2005年前的11篇、10篇和10篇降至1篇。有些师范类学校却加强了此方面的研究，如首都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

　　在数据统计中还发现中国教育史研究不仅仅是师范类学校的专利，许多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和河北大学等也都有若干中国教育史方面的论文发表。这一点和述评中的六年的情况有相同之处。来自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和河北大学的论文作者是所属的二级教育学院或教育研究所，而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则是中文系或历史系的博士生。

　　表7 作者的研究机构 研究机构 中央教科所 华东

　　师大 湖南

　　师大 北京师范大学 华南

　　师大 山西

　　师大 西南

　　师大 首都

　　师大 沈阳

　　师大 2005-2008篇数 34 26 11 9 9 6 5 4 4 1999-2004篇数 37 27 11 24 13 38 11 未统计 未统计 2作者的专业方向 表8作者的专业方向 专业年份 教育专业 历史文化或历史 中文或文献 其他专业 2005 48 5 2 3 2006 44 11 1 3 2007 42 11 3 4 2008 37 11 1 3 总计 171 38 7 13 在研究中发现，教育专业的人士占有绝对优势。随着时间的发展，其他专业也逐渐涉入此领域，尤其是历史文化学院和历史系的研究生，他们在此方面的论文是比较多的。同时社会学系、公共管理专业、人文学院和人文与传播等方面专业的学生亦涉足其中。这对整个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与发展将是极大的促进。

　　(五)课题所属基金

　　在数据统计中发现，有12篇论文是国家和地方的重点研究课题。其中属于国家级的5篇，教育部级的研究课题是2篇，地方的5篇。这些论文集中在2005年和2008年发表的比较多。有5篇是属于“十五”规划课题的，6篇是关于古代史的，近代的是3篇，现代的是2篇，有1篇是关于中国教育史整体研究的。

　　二、预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动向

　　通过对2005-2008年的《教育史研究》期刊的量化分析看到会有如下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以下就几点发展的趋势或动向做以具体总结。

　　(一)研究的内容方面

　　1思想和制度方面

　　关于教育家思想方面的研究一直是热点问题，除了沿袭以前的关注某些教育名家的研究取向外，有了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其他方面有突出贡献但教育思想却鲜为人知的思想家。比如，《李道纯的教育哲学思想》[17]、《张謇和他创办的狼山聋哑学校》[18]和《张宇初的学习思想》[19]等。即使针对教育名家的研究，其视角也不局限于宏大研究，更多的开始从微观层面进行切入。比如，《再寻“孔颜乐处”》[20]、《浅谈徐特立的创造教育思想》[21]和《陶行知的“小先生制”及其启示》[22]。

　　制度史和思想史一直是史学研究的两大主线。在统计分析中发现，制度史的研究占有的比例不是很大，相对于思想史而言，其研究是不够的。这种状况可能会延续下去。这方面属于研究的冰点问题。

　　2具体的学科方面

　　在具体的学科研究论文方面，主要侧重基础学科的研究，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和研究广度的拓展，其他学科的研究会逐渐会有所提升。比如，与当前的课程改革中所涉及的科学教育和社会教育相呼应的论文亦见诸报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科普教育运动述评》[23]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即期望对目前的科学教育有所启示。另《我国高中物理课程教学大纲的变革历史回顾》[24]这篇文章也是和目前的课程改革密切相关的。总之，以后的研究方向可能会越来越多学科化，与当前教学实践的联系会更加密切。

　　(二)研究时间段、研究者的机构和专业

　　研究视野可能还依然会落在古代和近代时间段内。因为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在全球化和汲取西方先进文明的今天，发掘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能够保持民族的自立和特色的重要前提，而不是完全被同化。随着考古挖掘工作的开展和新的史学资料的重新被发现，古代史会逐渐和近现代史研究持平衡状态。

　　关于作者的机构和专业方面的分析，虽然目前研究机构中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和史学理论的发展，必将有更多的研究性机构和大学与其抗衡。作者的专业也会更加多样化的，历史学、社会学、中文和文献等其他专业也会如现在一样加入到这个研究行列中来。

　　(三)研究地位和课题基金

　　国家的“十五”规划和国家所倡导的“科教兴国”的理念对教育研究也有了影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地位会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其地位也会提高，课题基金也会越来越多。相比较对国家和教育部的课题基金，地方的基金可能会上升。在现今几乎全国各地都在开发本地区文化特色的之际，各地方政府或文化部门都在加强对本地区传统文化的挖掘工作，这样，可能就会使更多的学者或其他社会人士来关注本地区的史学研究。这种情况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能会更为明显，而且地方的政府会提供一定的基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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