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汉语的轻声有时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辨别轻声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非常地困难，因此，有些学习者干脆忽略了轻声与非轻声的区别，在使用中随意扩大或混淆了这类词的使用范围。如“男人”这个词，一般教材上对应的是“man”，但读为轻声的“男人(ren)”却是“丈夫”的意思，北方话中用“他是我男人”来表示自己的丈夫。轻声词“男人(ren)”这个词的语义易被学习者所忽略。并且“男性”与“男人”词义十分接近，也不易区分。有个学生知道“男朋友”是有特别的含义，知道表示“一个普通的男同学”不应该使用“男朋友”一词，却说出了下列句子：

　　13)他是我男人的朋友。

　　(三)提高跨文化交际中语用能力的对策 注重学生语用能力发展过程的研究 目前，我国在汉英对比、语用与文化的关系及语用偏误现象分析上已有不少语用研究成果，教材教学中要充分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并且开展对学生语用能力发展过程的研究，发现学生在语用能力的提高过程的规律及特点，对预防语用偏误的发生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据李军研究：外国学生在实施汉语言语行为时有策略模式狭窄化、简单化的倾向，语用策略的选择对社会距离、社会权势等情景因素反应不敏感，在具体的话语形式上会出现表意重复、欠缺礼貌、不合语法等倾向。⑥.同是一个拒绝行为，中国人可以运用多种辅助策略及词汇手段进行表达，而东南亚学生则只用了道歉语和原因解释更为直接的拒绝策略。通过这种对比研究，我们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则更要注意提醒学生对辅助手段的关注和使用。观察学生在具体语用功能项目上语用能力的发展过程，使教师在授课时能有的放矢的对学生进行语用能力的培养。 文化导入是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环节。 在教学内容上，要有足够的与文化相关联的信息，教师应注意挖掘语言学习中各个层面的文化现象并予以讲解，使文化导入在语言教学中发挥效用。比如，汉语口语对话中常会表达出对别人的亲切、关心与盛情，喜欢以对方为中心，考虑对方的所思所想。这一点是和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取向有关的。古代的人们在种植、培育和收获庄稼的活动中都是联合行动。在土地上生活和劳动的同时，人们受到了土地的约束，活动的灵活性很小，他们追求的目标就是稳定。经常一个村子里的所有居民拥有同一个姓，属于同一个宗族或家族，他们就是一个集体行动的共同体。家族有自己的集体土地、集体财产、集体组织。家族在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家族集体利益认同为核心的家族文化主义。正因为如此，中国人随时准备与所属团体成员合作。体现在语言中，即表现为对提问者的配合与合作态度，即使是反对的意见，也不会产生直接冲突，而是用阐述一大堆理由的办法冲淡敌对的气氛，从而婉曲地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

　　二语学习者，由于自幼习得的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很多人不能理解汉语对话中所隐含的文化传统，故此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或者是在课堂上的口语操练中不能实现交际练习的目的。经常是中、高级学生的仍然重复着初级水平的简单语句、口语交际能力提高缓慢，久而久之，失去了学习的兴趣，语言能力停滞不前。教师应在课堂上传授语言的同时同步传授文化知识，适时地将学生的母语文化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为学生解读两种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艺、宗教、习俗、道德等其他文化领域方面的异同。这样不仅会加深学生对语言的了解，同时语言也因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 建立实用的语用教学模式 目前，在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中，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普遍受到重视，而对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在教材及课堂教学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关语用的教学模式也没有建立起来。虽然，汉语教学界已逐渐意识到要将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作为教学的重点之一，但课程大纲对学生应达到的语言交际功能项目的没有具体化，也没有量化的标准。

　　笔者以为，对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应结合汉语语言的内部特点，制定一个实用、具体的语用教学大纲，在这个语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建立实用的语用教学模式。把语用能力的培养落实在具体的技能课中，也就是口语课。比如：把语用教学贯彻在初、中、高各个阶段的教学中，而以中高阶段为主。初、中阶段基本完成语法知识的教学任务，中级开始引入多种句式的表达，高级注重语用功能的分析。对每个语言技能中的各种句式标注不同的语用等级，如常式句与变式句不在一个等级上，对学生的汉语语用能力进行等级评定，使二语教学中的语用教学有所依据。

　　(本文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青年项目“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用研究”(2006)的资助。)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的语用失误的例句部分摘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恕没一一注明出处。②见任鹰(2002)，P258。③见黄伯荣、廖序东(2002)，P122。④见李宁、王小珊(2001)，P60-62。⑤见范晓(2001)P26。⑥见李军(2007)，P73。

　　参考文献： 范晓 《关于汉语的语序问题(二))，《汉语学习》[J]，2001(6)，P26。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下)》[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P122。 李军《道歉行为的话语模式与语用特点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J]，2007(1)，P73。 李宁、王小珊《“把”字句的语用功能调查》，《汉语学习》[J]，2001(1)，P60-62。 任鹰 《现代汉语非受事宾语句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P258。 刘颂浩、田俊杰 《留学生汉语语用情况调查》，《语言文字应用》[M]，1999(1)，P 85-92。 鲁健骥、吕文华 《外国人学汉语的语用失误》，《汉语学习》[J]，1993(1)，P41-44。 李军、薛秋宁 《语际语用学及其应用》，《语言文字应用》[J] ，2007(1)，P 70-77。 李丽娜 《汉语“感谢”言语行为研究》，《湖北社会科学》[J]，2004(9)，P93-97。 孙晓曦、张东波 《美国大学生汉语“请求”言语行为能力研究》，《世界汉语教学》 [J]，2008(3)，P105。 周健 《试论文化交融语境中的交际与汉语教学》，《汉语学习》[J]，2000(4)，P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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