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南北朝诗人从诗的特质出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为汉代及魏晋辞赋家所习用的“全引成辞”、完全忠于原典而又颇占篇幅的用事方式。但就此时期的用典的总体特征而言，无论事典还是语典，都比较忠实于原事原文，不随意改变原典的结构。诗人引用前人言语，多是直接移入或稍加改变；引用历史故事，往往交代何人何事，较完整地把原事的梗概叙述出来。诗歌用典的艺术手法和文学内涵还有待提高。

四、唐代诗歌用典与“兴寄”手法

齐、梁文人在诗文中竞相堆砌典故，造成了用典“殆同书抄”、“拘挛补钠，蠢文已甚”的流弊。钟嵘《诗品》指出:“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7]钟嵘反对的并不是用事本身，而是反对那些缺乏真情实感，靠增加典故、填塞学问的诗歌。诗歌用典没有增加诗的美感，用典过多反而影响了诗歌的理解，用典成为文人们竞相角逐的文字游戏，成为炫耀学力的工具，违背了用典“诗贵含蓄”、重“比兴”的审美内涵。

至唐代诗歌由于 “兴寄”理论的影响，诗歌用典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杜甫说，“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引自《西清诗话》《诗人玉屑》卷七）；韩愈说:“于书无所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 范阳卢殷墓志》）二人都不反对诗歌用典，特别是杜甫诗论（且不论是否后人假托），确实道出了用典贵含蓄，讲求言外之意的美学特征。皎然《诗式·用事》更进一步点明了 “用典”与“比兴”的关系，“诗人皆以征古为用事，不必尽然也。今且于六义之中，略论比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6]。纵观唐代诗歌，“兴寄”理论对诗歌用典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扩大了诗歌用典的功能作用。

第一，“兴寄”理论促进了诗歌用典的现实意义。借典故，讽刺当时时政。如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24]此处四句分别引用了“虞舜苍梧” 、“瑶池日晏”两个典故。将古代圣君虞舜与当朝唐玄宗进行对比，将穆王瑶池盛宴与唐王朝日薄西山的国势进行对比。暗指政治的腐朽，表达了诗人对当时政局的忧虑。

第二，借典故抒写自己情怀，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如杜甫《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

“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24]借扬雄作《羽猎赋》、姜太公垂钓璜溪，而得到了统治者的赏识，才华得以施展的典故，表达杜甫的志向所在。再如《奉赠韦左承丈二十二韵》:“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24]借贡禹与王吉相知，不甘原宪之贫的典故，希望得到韦左承丈的提携，一展政治抱负。

借典故，抒发怀才不遇的幽愤。《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24]历史上阮籍和杨朱都曾有过无路可走的痛苦和迷惘，这正如现实中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杜甫。他常常以古人自喻怀才不遇的苦楚，如《醉时歌》：“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24]以司马相如和扬雄，一个于市中涤器，一个从阁上自投而下的悲惨下场，自喻自身的不幸。

第三，“兴寄”理论影响了用典“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其中以化典的特征最为明显。化典就是诗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对原有的典故加以加工，以凸现诗人个性。如李贺诗歌，“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25]（《浩歌》）化用《汉武内传》王母仙桃、《庄子·刻意》彭祖和《吕氏春秋•勿躬》巫咸等神话传说，表达时光飞促、白驹过隙的人世感叹。但作者的典故用意并未只至于此，在感慨的背后还隐藏着诗人苦于英雄无主，报国无门的悲愤。李贺化典含义深刻，寄托之意往往需要层层剥离，审美感觉渐渐浮出。又如：“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马诗二十三首其十》）李贺在诗中化用霸王的坐骑神骓的思维角度，发出项王今朝既已自刎，我更向哪儿去追逐英雄呢？的感慨。其实是李贺自己的身世之叹，他巧妙的运用这个典故，换位思考，以此表达自己难遇知音之感，与一般的抒发怀才不遇的诗歌很不同。不管是沿用前人的字词、故事，还有加以点化，这些都使诗歌增添了无穷的表现力，也使得诗歌含蓄蕴藉。再如：《上云乐》：“三千宫女列金屋，五十弦瑟海上闻”，上用汉武帝“金屋藏娇”，下用《汉书》所载“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的典故，寓悲于乐，抨击对上层统治者耽声色的荒淫无耻生活。用意含蓄深旷，增添了诗歌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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