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文化研究
【关 键 词】 “兴寄”说，用典，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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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摘  要] “兴寄”理论是唐人诗论中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所谓“兴寄”即用比兴的表现手法来寄托深刻的思想内容，要求诗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用典则是古代诗歌中常用的修辞手法，与“兴寄”说中的“比兴”艺术表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诗论中多有阐释。本文从“比兴”手法与用典修辞的内在联系出发，研究“兴寄”说对唐诗用典艺术手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 “兴寄”说，用典，唐诗

［I207］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何为用典

用典又称用事，是中国古代文学常见的修辞方法。钟嵘《诗品序》云：“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1]，是用事一词的最早出处；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云: “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2]，是对用典的最早理论阐释。今人所编《古汉语知识辞典》将用典解释为：“引用的一种。亦称“稽古”。 援引古代的故事或诗文以表情达意的修辞方法。”[3]用典作为古代文学创作的主要艺术手法,可谓源远流长。先秦、两汉文章就常引言引事，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4]云:“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刘勰即总结了从先秦周文王、屈原、宋玉，西汉贾谊、司马相如、扬雄、刘歆，至东汉的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文人用典情况。另据统计[5]《论语》引用《诗经》、《尚书》各2次；《左传》引用《国语》77次，引用诸子著作67次；《孟子》引用《诗经》26次，引用《尚书》2次；《荀子》引用《诗经》70次，引用《尚书》12次，引用《易经》3次；《史记》引用《战国策》达90多次。随着诗歌创作风格的发展和题材、体裁的丰富，这种援引古证今的修辞方法在唐代诗歌中得到广泛用运。旧题白居易《文苑诗格》曰：“用古事似今事，为上格也。”[6]可见，在唐代用典已经成为了诗歌批评的一种标准。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将用典分为“举人事以徵文”和“引成辞以明理”两类；元代陈绎曾《文说》一书把“用事”之法细分为法为正用、反用、借用、暗用、对用、扳用、比用、倒用、泛用等九类；明人高琦撰《文章一贯》开列了十四种“引用”：正用、历用、列用、衍用、援用、评用、反用、活用、设用、借用、假用、藏用、暗用，以及逐段引证等 。以上分类过于繁琐，现代修辞学家陈望道仅划分明引（援用）与暗引（暗用）两种 。根据用典的基本用法，我们暂且把用典分为明（正）用、暗（反、借）用和化用三种。明用，又称正用，一般直接引用典故的字面含义，注明出处、篇名及言者；暗用，根据诗人的意图对原来的典故加以改造，或创造新词，或制造新意，融铸于诗词中不露痕迹。分为反用、借用两种。反用即不用典故本身的含义，而与其相反的意义，增加了诗歌的含蓄性。借用则是引用典故一种与典故本身无关的事物或现象。化用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指对前人的典故进行翻新、重构，借以表达诗人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情感、情致意图，隐喻寄托不著痕迹，典故的语言内容已经与诗歌作品融为一体。

二、用典与“兴寄”

以上我们对用典的性质、分类、功能有了初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关心的是用典与“兴寄”的关系。皎然《诗式·用事》云，“诗人皆以征古为用事，不必尽然也。今且于六义之中，略论比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7]将“比兴”解释成了另一种艺术表现手法“用事”的辅助性手段。北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引方回论诗语云：“比兴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8]今人郭扬《唐诗学引论》中也将“比、兴”解释为用事、用典、借用，即“借用昔人的言、行和著作，以譬喻作者作品中难以言宣或义理之难理解者”[9]。诗歌表达多意在言外,透过典故才明白作者本意。用典具有了“意在言外”的特殊审美品质，这与“兴寄”的“言有尽而意有余”的内涵是一致的。所以凡诗歌用“兴寄”的表现手法往往借助于用典。

首先，用典的实质就是引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类比，与“比兴”的手法“比，取比类以言之” （汉郑玄语）、“兴,引譬连类”（汉孔安国语）一脉相承之处。诗歌表情达意,尤重“比兴”传统。“用事”作为引用古代的故事作喻体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方法,是一种特殊的“比”。诗贵“含蓄”、重“比兴”,就无法拒绝“用事”的方法,就不能不有“用事”说。如清李重华指出，“比，不但物理，凡引一古人，用一故事，俱是比，故比在律体尤得力”[10]（《贞一斋诗说》），强调了用典与“比”的关系。再来看“兴”，汉代郑玄有云：“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即点明了“兴”的用典功能，“兴”就是用事，而且是用善事进行“讽喻美刺”，这一方面说明了作为“兴寄”之“兴”具有社会价值内容由来，一方面也使“兴”与用事修辞结缘，成为用典的一种代称。其次，用典可以增添诗歌的审美功能，即追求诗歌“意在言外”的艺术效果与“兴寄”的审美内涵一致。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云：“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古诗动千百言，而无典故驱驾，便似单薄。”[11]。元杨载《诗法家数》指出，“用事：陈古讽今，因彼证此，不可著迹，只使影子可也。虽死事亦当活用”[12]。活用要达到“入化”的境界，明清之际王夫之《唐诗评选》云：“用古入化。凡用事，用成语，用景语，不能尔者，无劳驱使。”[13]（《唐诗评选》卷三评杜甫《琴台》诗）；“用事”入化，才能做到“即事为情，不为事使”[13]（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三评徐防《赋得蝶衣草》）。清彭孙遹《金粟词话》亦云：“作词必先选料，大约用古人之事，则取其新僻，而去其陈因；用古人之语，则取其清隽，而去其平实；用古人之字，则取其鲜丽，而去其浅俗， 不可不知也。”[14]第二，用典讲求以意驭古，情、事合一。北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8]巧用古人事，达到不知其出处而情味自在，知其出处则联想更为丰富隽永的艺术效果。可见，用典的“类比”性质，审美功能与诗学标准与“兴寄”有内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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