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文化研究
【关 键 词】 《富萍》、人情味、民间历史、民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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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二、都市民间历史的凸显：在民间立场上确定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自90年代以来，王安忆便将女性自己最关心、最熟知的日常经验和个人的成长经验写进了历史，从而表现出女性真实的历史境遇，这与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不同，具有鲜明的 民间色彩的历史。
自《长恨歌》始，王安忆便以平常人的小日子小生计为楔子，来寻求那些“基本不变的秩序”和其中“最为质朴的道理”，实际也就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根柢，王琦瑶便是被格外设置的一个意象。这一上海女子的精明，妩媚和花样翻新的生活艺术，显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王琦瑶的“三分余地七分努力”的哲学，也是这一类的旧家女子，愿意摇身变为贵族，又想另尊严有回旋的余地，特意制作的满不在乎的心境，正仿佛乡下人看一年难得的一出戏，却害怕人笑她们像小孩子过年一样真心的欢喜，故意要作出不经意的样子。王安忆在这时候已然是着意于“一些日常生活中恒定不变的东西”，却未做到像《富萍》里那样的从容余裕，而是呈现出华丽虚张的气势，这种虚张声势是双重的，一是王安忆，一是王琦瑶。
令王琦瑶日后幽怀的两种经历：竞选上海小姐，和成为军政界要人李主任幽闭的外室。前者是虚张声势，后者则缺少了厚重的家事气味，所以王琦瑶可缅怀的世事缺少。仅凭借这两种，王安忆却竭力地，想制造出没落贵胄身世之感的悲凉（张爱玲小说所通显的），王琦瑶不是贵胄，更无所谓没落，苍茫和悲凉，终于未能成为《长恨歌》的氤氲混沌之气，只显得作者的虚张声势。诸如“弄堂”“闺阁”“鸽子”以及“爱丽丝公寓”这些民间的物事，因为被作者设定为附着了文化记忆，历经作者的竭力的铺演，每一点日常情境都具有了格外的含义。比如石库门弄堂，一幅官邸的门脸，带有深宅大院的遗传，但院子和客堂都是浅的，楼上闺阁的窗也是临街的，所以看似壁垒森严，实则风情浅露。新式里弄，看上去是放下架子，一幅锁不住春色的样子，骨子里其实顶防范，因为它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矮铁门上有尖锐的角，天井围在房中央，完全是进得来出不去的架势。再细致到弄堂的性感和肌肤之亲上，甚至那些横七竖八晾衣服杆上的衣物，花盆里载的青葱青蒜，以及碎了和乱了的瓦片，也都被赋予私情的性质和味道。都市民间的生活是有其自在的逻辑性，许多场景会存留下一些记忆片段，但这种意义是浮泛的。石库门弄堂以及新式里弄是否果真如王安忆所表述的那样，就性感而言，具有风格迥异的文化意义，还有其它的一些情境，被作者赋予的意义是否确切，都还有待于商榷，文本里随处都显示出这样的所谓“民间价值”，并且被王安忆不厌其烦的铺展繁衍着，那种掰开揉碎的细致显得华美而且夸张，这对于她所要展示的——民间的“基本秩序”和“质朴道理”——是不利的。事实上都市的民间，其价值是相对流动和虚拟的，因为各式人物的来历仍会不断的加入，不比乡间的传统，延展停滞，“多是几百年不变的，家家差不多”，都市民间物化了的文化记忆虽有意义，意义也不及民间稳定，是潦草的。
文化整体显得是规避历史，轰轰烈烈的战争和文革只承担时间的概念，故而宽松得轻描淡写。尽管背景这样的虚拟化，竞选上海小姐的时间是1947年，还是要让人感到繁荣的虚浮，或者在1947年的上海，它确实有存在的可能，但那也不过是大亨们送给情人和女儿的礼物，却竟然有王琦瑶这样的平民女子实心实意地去做。特意制作的懒洋洋冷清清的心境，也无非是用以自慰，却正可显示，她隐隐的期望其实是无限的。正是因为王琦瑶这样一无倚恃的平民来历，才会对超出自己类群的那些身世体验，从骨子里尤感优裕，自觉是“披着那繁华锦绣的光彩”[3]。此后的安守本分也因之而从容，若有感伤，也是优裕的感伤，仿佛是以成功打了底的，任是寂寞也心甘情愿了，这种心甘情愿也是顾影自怜的，还是一种虚张声势。坞桥的阿二以为“王琦瑶不是一个人，而是化开来，弥漫和洋溢在空气里的一个灵样的东西”[4]，其实岂止是阿二，在王琦瑶的怀旧沙龙里，康明逊和老克腊都是这样的阿二，他们认定了王琦瑶，是沉浸在就是光的核，一种类似于膜拜和探幽的情愫由此滋生，于是连王琦瑶自己也认定了自己就是过去时的，才只三十岁便是一番万事具结的心态，仍是一种虚张声势。
 
三、 平实细致的叙述中挖掘内涵丰富的民间道德
 
创作《长恨歌》时的王安忆，在文本的细处，确实做到了平实朴素，只不过做的不够彻底，总有一些时候，忍不住要站出来作一番华丽的评说。但是虚张声势走到了极致，却意外的有了一些收获，是那种浮上来又渐渐沉下去的结果，很重要的一点最终落到了实处——竞选上海小姐，名门淑媛自是无须期望它会对前景有怎样的左右，活动即便是虚妄也是无碍的，但在弄堂闺阁里出来的王琦瑶却无异于契机，满心的希望因为投向的只是虚妄，由此而来，文本虽无身世之感的荒凉，却也被罩染上浮生若梦的哀悯，长恨歌的长恨或者也正在于此。只是观感的浓丽繁密，对于陈述民间记忆而言，其细致颇显得有一些贵族化，借王琦瑶典雅忧郁的中产者的生活，欲牵引出平民的世界，也还是让人以为隔膜，于是，有了《富萍》——
在这里，看不到软缎的旗袍，周旋的唱片，宫院和别殿，唯有实实在在健康自足的，劳动和吃饭的生活，是一种类似砖木和草的气息。这种生计有悲苦，但悲苦的沉着明媚，因为它才是这民间生活的根本，“几乎是人和岁月的真理”[5]，而富萍则具有某种原初的意味。除富萍外，小说讲述的这一些上海市民都是从上海以外的各处舶来，如奶奶、吕凤仙这样现已久居上海的，如孙达亮这样经历一种艰辛终于在上海站住脚跟的。他们初来时未必不是和富萍一样，每天都有对于此地的新的见解，由隔膜进而接近，也许还要有一番磨难，终至于坦然地寻找自己要的生活，富萍才是这个世界的根柢。在富萍看来，那些繁华街市上的摩登男女以及橱窗了的华丽衣物，好看是好看，可总归是不真实的，仿佛戏中的人和事，倒是她探寻到的这素朴的水晶宫底下的劳动者的人们，他们为吃饭而愉快的劳作，令她感到亲切，这包隐于底下的世界才是富萍的世界。
从乡间带出来的源于村落间的敬畏，最终也都进入了都市的背景和底色。比如小庄对大庄的仰慕通常会衍化为城市里土著人对外来人（地域上优于土著人居住地的）的谦恭，这种衍化又不止于地域，还有其他的种种。只是这种谦恭绝不是卑下，而是含着相当的自尊以及自爱，也是民间自成的做人的朴素道德。譬如奶奶和吕凤仙，做着同样的行当并且都是从江苏的乡下来到上海，彼此也很肯相帮，心事却极为微妙。奶奶的故事，带了些乡间戏的质朴和俚俗，如她这一路的，大都是死了男人，未留下子嗣而被乡人怠慢甚至欺辱，于是出来做保姆，日子长了，“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也不再像一个乡下女人，而是一半对一半，这一半对一半加起来，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人，她们走在马路上，一看，就知道是保姆”。[6]她们的脾气也日渐成就了和闹市中心市民一样的成见，以为只有淮海路才称得上上海，那些边缘的区域都做荒凉的乡下。吕凤仙则是另一路，曾经的老东家金枝玉叶的生活，现在是给了她一件资本抬高了自己的身份，而况她又是端庄且能耐的，奶奶对她生出一种理所当然的一种恭顺，她自己也很知道，“她虽然是帮佣，可和别人帮佣却又不同，是吃自己饭的，不像奶奶住人家的家，吃人家的饭”[7]，所以她的骨子里含有着骄傲、清高，感到眼前的日子富足和安定。只是，奶奶上对吕凤仙不只是真心实意的敬仰，隐约地还含有一些居高的怜悯，自己虽是死了男人的，却有戚师傅这样的好人明里暗里地在心疼着，吕风仙纵使强盛终不过还是孑然一身，命也是苦的。这不会是嫉妒，而实际是奶奶对自己的知足和满意，恭顺正是根植于这样的自我认可，所以敬仰是真的，怜惜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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