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文化研究
【关 键 词】 《富萍》、人情味、民间历史、民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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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摘  要：自80年代的“雯雯”系列、“三恋”性题材作品之后，90年代王安忆又推出了《长恨歌》、《纪实与虚构》等，显示出借单个家庭具体而微的历史，抽取出一部上海，甚至是更广阔地域的，具有隐喻性质的的民间历史的努力。但前者对“一些日常生活中恒定不变的东西”的描写，呈现出华丽虚张的气势；而后者则明显带有一定玩弄叙事技巧的意味，只有到了《富萍》，王安忆总算是抓住了构筑“民间”的话语方式——自我呈现的平实细致的人情味。凭借对小说文本中的人物的凄苦和的微薄的欢乐细细又慰藉的咂摸，作者向读者展示了一部精微而包含深广的民间历史。
关键词：《富萍》、人情味、民间历史、民间记忆； 
 
论文提要：
一、在“上海书写”中致力于历史的重建        
二、都市民间历史的凸显：在民间立场上确定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三、平实细致的叙述中挖掘内涵丰富的民间道德
 
一、 在“上海书写”中致力于历史的重建
 
王安忆在为“三城记作者丛书”之《女友间》（上海卷）作序时这样写道，“随着年长，一些奇崛的东西倒是侃的平常了，反是人情之常，方才觉得不易。在多变的世事里，景物是缭乱的”，“可是，在浮泛的声色之下，其实有着一种基本不变的秩序，遵受着最为质朴的道理，平白到简单的地步”，看起来她是已经找到了一种细致深远的因由。虽然也有过一些短的篇章，如《忧伤的年代》、《隐居的时代》、《文工团》等，不过是将以往的人事经历连缀成文，很轻易可成就，但在此前后区间，相继创作出的几部长篇，《纪实与虚构》、《长恨歌》以及《富萍》，却显见得是经历了沉实构想的产物，有着平实细致的人情味，尤其是《富萍》，从容余裕举重若轻。
《纪实与虚构》和《富萍》，都有意致力于历史的重建，《纪实与虚构》只是单个家庭的索源，就文本而言，王安忆的用意是很深广的，“取‘上海’这两个字，是因为它是个真实的城市，是我拿来作背景的地名，但我其实赋予了它抽象的广阔含义”，[1]可见她是想借单个家庭具体而微的历史，抽取出一部上海，甚至是更广阔地域的，具有隐喻性质的的民间历史。
出于对现时历史的无复依傍（“我”出身于进驻上海的部队“同志式”的家庭，过年时别的小孩串亲戚，“我”却只能走同志家），“我”先是力图接近那些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有瓜葛的人（比如那个邻居的小男孩，可以随意的出入城隍庙，参与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间各种的宴席。还有楼上的小女孩，经常被父亲引领，加入各种秘密的晚会），直到突然发现自己与城市，其实有着隐约的渊源，便由蛛丝马迹牵引着，对过去进行寻找，在纪实与虚构间着手为自己的家族撰写历史。也许此时正是王安忆迷醉于把玩技巧的时期，叙述显的是充满了疑点和不确定性。“我”请教了历史名家，并且埋头于《清史稿》，小心翼翼九死一生的，将古族柔然的演化退索至今，几乎可以确认那正是自己的先祖，同时，另一支曾做过南朝恩宠的江南茹姓却悄然出现。“我”的家族，究竟跟属于被贬到江南，最终成为堕民的蒙古柔然部族，还是不甚光彩的土生土长的江南茹姓，不得而知。叙述的开放，令此前所有穿朝越代跃马横戈，有关血统传递的推断，都面临被颠覆的危境。即使是对于距今最近历史的寻找，也具有了同样不确定的嫌疑，原已确认了距柯桥四十里地的桃源村正是“我”要找的茹家，其中出过一个状元，他的一生仕宦，正可以与柔然古族推演至元朝终为堕民的史实相契合。但又有距离柯桥四里地的另一处茹家，据村里老人王阿丑回忆，曾经有外出做茧行的茹继生（正是我曾外祖父的名字）混得最排场，但小小村落里从未出过状元，这与母亲出身书香门第的讯息是相悖的。
在《纪实与虚构》里，王安忆的寻求历史，有关于存在历史与书写历史的思想困惑，她的构筑，呈现先锋试验态势。她想表示的，不只是束之高阁的知识分子话语，而是试图借助正规的理念和史事（超脱于民间日常生活的），罩住民间现实的具象生活，从而有理有据地展示民间的史的根柢（尽管直到最末后，文本也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的，可满足期待视野的，有关“我”的家族的确切的历史真实），文本里有的是努力营运出来的时间和史的概念，这在王安忆以前的创作中是不多见的，从而令文本额外的增添了许多历史文化意味。这时的王安忆还不象在后来创作《长恨歌》以及《富萍》时，专注的流连于具体细致的人和事，仿佛是尚舍弃不下男性作家书写史事时的惯于从思想和大处着眼，显得有些贪恋行于青史卷帙的兴味，无关史事的大量层叠，似乎游离于文本显示的民间现实生活之外了，这用以表示民间意味，是显得隔膜的。
单单以一种家族的历史，试图牵引出更多类群的民间谱系，其包容性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事实上都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都市，根本是由从前和从前以前的移民，携带着各自家族的系谱，这些族谱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交流的，逐渐的还会自行整合出种种新的向度，谁敢说《富萍》中的那些娘姨们，那些作着腌杂营生的闸北一带的住户们，他们不是上海人呢，但是这些来自安徽的，河南的，甚至是江苏的扬州和苏州的，他们各自的来历是迥异的。《富萍》是王安忆挖掘民间历史根柢的典型文本，不难看到文本里的许多《纪实与虚构》的影子。比如《纪实与虚构》中偶尔提到的保姆们，在《富萍》里却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而同志式家庭出身的“我”，在《富萍》里只是作为了许多类群中的一种，是东家的女儿。不同于《纪实与虚构》，《富萍》里的民间历史是异常朴素的自我呈现，作者是借用富萍钝拙里的一点尖锐来体味的，“这里的人家呢？竟也有这样复杂的历史，家家都有着一本厚帐，好像他们才是电影和戏里演的。乡间的人和事，多是几百年不变的，家家差不多，哪像这里，各有各的来处，并且历尽曲折”。[2]富萍的理解里所以会加进这些内容，是因为她发现，那些姨娘们不只聚在一起议论旁人，她们自己也是彼此制造流言的（其中间杂有官奶奶的片言只语），是这些流言（奶奶和戚师傅间的私情故事）方才令富萍想起，奶奶丰腴的侧影看上去其实还很俏。流言是民间种种来历得以传播的最主导的方式，流言里也确实是包藏着历史和故事，许多隐秘的来历正是借了流言，才得以曲曲折折的泄漏，这种来历是比任何的正经史事都能说服人心和反映民间的，富萍正是从流言里，知道了“这里人家”的厚帐。直到《富萍》，王安忆总算是抓住了构筑“民间”的话语方式——自我呈现的平实细致的人情味。这些人的凄苦和的微薄的欢乐其实日常剪刀，却为作者这样云端里看似杀似的笼络住了，细细又慰藉的咂摸，各种式样丰实的人生，像奶奶的，富萍的，吕凤仙的，孙达亮的，在作者的笔底拉洋片似的展开来，其实也就是一部精微而包含深广的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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