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仅纵向线条能制造纵深感,横向线条也同样能表现有景深的多层次构图。在《英雄》中,壮士无名背对观众,一步步登上那无数级石阶前去拜见秦王。一级级石阶的横向线条绵延而上,越向上,线条之间的距离越小,横向线条占据了整个画面,显示了秦朝宫殿的宏大气势,也暗示了无名刺秦的艰难。秦王的宫殿大厅也主要通过线条来完成纵深空间的营造。摄影机通过微仰的拍摄方式将天花板也揽括进画面,天花板上的一根根横梁以越来越近的距离一直延伸到画面深处的门口。同时,大厅两侧矗立柱子也一根跟排向门口。门外射入的光线使部分天花板和地板因接受到一点余光而增添了一点亮度,除此之外,大厅内其他部分是相对黑暗的。画面深处的门口所具有的小范围亮光在大量阴影环境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遥远,画面空间的纵深感也就显示出来。
由此可见,画面构图是对构成电影的光影元素的综合运用,单独的某种元素是无法完成画面构图的。张艺谋电影在综合运用各种光影元素的基础上,结合不同主题的表现需要,寻找凸显主题的最佳构图方式。如在以《秋菊打官司》为代表的纪实风格的电影中,景别选择则以远景、全景和中景为主,以尽量如是地还原生活的原貌;光线上也尽量运用自然光;摄影机一般处于静止状态,没有频繁的运动等等。
三 突显隐喻手法
对于电影隐喻,罗伯特•考克尔认为银幕本身就是一种隐喻,人们通过影像这种媒介来寄寓和表达一定的思想,影像就如本体,而喻体是什么,导演不会直接表现出来。观众通过解读电影本文,并结合自身的“前见”或“期待视野”,才能领会意蕴。所以,电影实际上是采用隐喻的方式来折射现代生活并寄寓某种哲思,从而赋予电影文本深层意蕴。
张艺谋不仅关注电影外在形式的视觉奇观,而且还注重建构电影文本的内在意蕴,而隐喻(metaphor)修辞是他表现电影深层意蕴的重要手段。他所运用的隐喻修辞,既有宏观的整体隐喻,也有微观的局部隐喻。本文将讨论的范围限定于微观的局部隐喻,这样能结合具体的画面和场景进行分析而不至于流于空泛。马赛尔•马尔丹对隐喻有过专门界定:“所谓隐喻,那就是通过蒙太奇手法,将两副画面并列,而这种并列又必然会在观众思想上产生一种心理冲击,其目的是为了便于看懂并接受导演有意通过影片表达的思想。”12马赛尔•马尔丹认为隐喻仅仅产生于两副画面的组合,实际上缩小了组成隐喻元素的范围,隐喻也可以通过其他修辞元素的组合而实现,如画面和声音的组合等等。
1.画面和画面的组合
电影是活动的影像,它的意义产生于影像的流动。著名的库里肖夫实验在电影意义的生成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库里肖夫在女演员莫兹尤辛的一个本来毫无表情的面部特写镜头后面分别接上以下三个画面:一碗汤、一个正在玩耍的小孩、一具老人的尸体,结果观众产生丰富联想,觉得莫兹尤辛脸上分别呈现出饥饿、喜悦、悲伤的表情。由此,库里肖夫认为电影意义的产生不是取决于单个画面,而是取决于画面组合。局部隐喻产生于不同元素的组合,但并不是所有的元素组合都会构成隐喻修辞,毕竟这些组合本来就是影片的正常组接方式。只有在导演刻意追求通过修辞元素的组合来表情达意时,隐喻修辞才能生成。所以,隐喻修辞倾注了导演强烈的主观性,也最能体现导演的艺术个性。
张艺谋在电影中常常借助隐喻修辞来表达抽象意义,他主要通过画面以及电影段落之间的组合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给观众以思想启迪。在电影《菊豆》中,天青和菊豆第一次在染坊偷情时,菊豆一不小心踢掉了染布机上的销栓,接下来整个机器瞬时坍塌,悬挂在机器上的布匹流水般奔泻而下,砸在菊豆的脸上。导演将这两个镜头组合在一起,就产生了特殊意义。这部机器代表整个封建宗法势力,菊豆触动了销栓,也就触犯了封建礼教,必然会引起封建宗法势力的骚动。这样的安排,既说明了封建礼教的依然顽固,也预示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为全片奠定了凝重哀伤的感情基调。
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我”的父亲和母亲刚刚相恋,但是父亲的家人不同意他在条件艰苦的农村小学教书,紧急招他回城,父亲没来得及和母亲告别就匆匆离开了。母亲心急如焚,每天站在村口,在凛冽的寒风中守望父亲归来。此时,导演让“我”母亲一动不动的身影和她的面部特写这两类画面化入化出、交错显现,含蓄委婉地表达了母亲忐忑不安、忧心忡忡的心情。叠化画面就像是母亲心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情愫,生动呈现了恋爱中的相思之苦。
在《黄金甲》中,以二王子为首的叛军惨遭大王杀戮,众多太监清洗血迹斑斑的现场,随后重新摆上成千上万盆菊花,继续进行重阳节庆典活动。这样的安排使观众接受到统治阶级试图粉饰太平的信息,而实际上整个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了,这样的做法也只能是苟延残喘。王朝表面歌舞生平的繁荣景象实际上是建立在牺牲众多无辜生命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繁荣也必定难以维系。
2.画面和声音的组合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画面构图呈现出封闭性。在色彩方面,除了点亮的灯笼和女性服饰是鲜艳的红色外,其他色彩主要是灰色。陈家的妻妾生活在这样封闭而压抑的环境中,没有任何自由,悲剧气氛油然而生。在声音的设置上,影片运用了京剧打击乐“急急风”和依据京剧西皮流水的过门儿加工而成的音乐,这种音乐根据不同的场景循环往复出现,传递出轮回的宿命气息,暗示了广大女性在封建礼教面前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剧意蕴。封闭的灰色画面和京剧的反复演奏很好地渲染了一种宿命的悲剧气氛。
在《红高粱》的“野合”一场戏中,画面是“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随风狂舞的高粱地里激情爆发,而影片配音“采用‘音团’的写法,在大箭鼓的持续伴奏下,以30支唢呐在八度内吹奏带装饰音的五声性平行进行的音团,以4支高中低音笙在二个八度内吹奏七声自然音音团。振聋发聩的音乐与画面上随风舞动的红高粱水乳交融,含蓄地表达了影片男女主人公勇于示爱的豪气和野性,并在瞬间便将影片推向全剧的高潮”13。动感十足的画面、似人心跳的“嘭嘭”以及近乎呐喊的唢呐声,这些元素的组合渗透了导演对生命的礼赞,完美展现了人性舒展的魅力。
在《有话好好说》的片头处,赵小帅见到高挑美女安红,便尾随纠缠。影片采用手持移动摄影导致画面摇晃不定。背景音乐则是著名摇滚歌手臧天朔演唱的曲目,这种音乐所展示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以及强烈的节奏感,结合晃动的画面,展现了现代都市青年躁动不安的精神世界。此后,摇滚乐在影片中多次出现,如赵小帅在安红住所下等待她出现以及赵小帅被情敌刘德龙暴打等过程。摇晃画面和摇滚音乐的组合不仅使这个都市题材的影片更富有现代气息,而且表现了现代都市人情感世界的空虚和狂躁,传递出一丝对都市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负面效果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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