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文化研究
【关 键 词】 礼乐  传播媒介  礼崩乐坏  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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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通过有序化的音乐，对应的是有序化的和谐的邦国、万民及天地间的万物；音乐的律吕的区分，是人类从自然音阶中发现的规律，他们反过来将这规律用于对世间万物及人类社会进行区分和有序化。他们不但建构了这主观的世界秩序，而且还将自己置身于这建构的主观世界秩序当中。因此，虽然掌握自然规律的目的是挣脱自然的束缚，但人类在一方面挣脱自然的束缚成为主体的人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将自己束缚在主观建构的意识形态中。因此仪式音乐的最重要的意义不仅是人的世界观的建构，而且是人将自己束缚到了这建构的主观世界中。并且这种束缚随着礼乐制度的建立、发展而表现得更加突出。例如，《周礼.春官.大司乐》说：
“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又见《左传》隐公五年，记：
“公问羽数于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
又如，《大司乐》：
“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祀地亓；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馨，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
由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礼乐制度建构起来的其实是非常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关系。而因为音乐的现场性、直观性，礼乐对人的影响是直接的从感官到行为的感染和约束，在这样的仪式音乐中，人所受到的影响更接近早期人类在巫术仪式中所受到的影响，其虔诚是来自身心的。因此，其束缚也是从感官到身心的。
而文字的时代则表明着一个更冷静的视觉的时代的来临。“因为眼睛或耳朵的技术扩张立刻形成新的感官比率，新的感官比率又推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新世界，新世界又激发各种感官强烈的新型‘闭合’或相互作用的新奇格局。” “文字是从声觉到视觉的突破。随着声觉之墙的坍塌，产生了编年记事体、滴答计时器和建筑物。文字把口语和声觉空间包容于一体，并使歌舞音乐和说话产生分离，使和声与模仿表演发生分离。” [8]
竹简的使用所带来的文字时代喻示着人们拓展了视觉空间。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变革，其对文化的影响不是来自于直接的，而是来自于使用新媒介的人。使用文字媒介的人和使用口语时期的人是不同的，他们的文化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大繁荣和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带来这样的大变革的，正是拓展了视觉空间、从声音的世界进入新的感官世界的人。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到，与新的媒介技术的使用同时而来的，是整个时代文化的巨大变迁：“百家争鸣”带来了思想上的繁荣；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带来了土地革命；天文地理、历史、文学、医学的第一次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和阶级斗争的激烈化。
“礼崩乐坏”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发生了，而这样的破坏在这样的时代显得不足为奇。这不仅是因为文字媒介与音乐相比更具有符号优势，更在于进入视觉时代的人已经走出了听觉的魔力世界，他们的感官的拓展也喻示着一次身心的解放。从前引文中已经看到，礼乐对人的束缚达到了一个极限，而沉浸在听觉世界中的人现在已经开始走出听觉的世界，他们在拓展自己的感官的同时拓展了自己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对于进入文字时代的人而言，礼乐失去它旧有的神圣性，而新的拓展正在进行。媒介是人的延伸；“礼崩乐坏”的时代正是一个人类进一步延伸的时代。他们打破旧有的束缚，建立新的世界。
四、对礼乐的传播学研究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礼乐的传播学研究，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做出了一个全新角度的阐释。因为如果单从社会关系的变迁来看，即使原有的社会关系打破了、新的社会关系形成了，礼乐作为一种媒介，仍然不该被抛弃，因为它也可以随之变迁，建立新的礼乐制度。而事实上，尽管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对礼乐制度不断的修订和重建，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礼乐制度再也没有过先秦时代的辉煌，甚至没有了实质性的统治、约束作用。这是因为对于走出耳口相传时代的人类，旧有的声音媒介所具有的约束力已经丧失，而音乐开始完全进入艺术的领域，张扬了其娱乐审美性。“礼崩乐坏”也并不是孔子等儒家学者的“误读”，而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在新媒介中得到拓展的人，已经不可能再回到礼乐统治的时代，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是不会在礼乐中逆转的。
 
 
主要参考文献：


[1] 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第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2] 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第73，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 李石根，《礼乐新论五题》，《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4] 资料主要来自：王兆麟，《甲骨文发现一百年》，《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5] 资料主要来自：《2100枚战国竹简重回故土》，《文汇报》，2008年10月23日，转引自人民网。

[6]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第45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同引文6，第181页。

[8] 同引文6，第179页，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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