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文化研究
【关 键 词】 礼乐  传播媒介  礼崩乐坏  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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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从远古时期的仪式音乐到西周建立礼乐制度，更是将上古时期的各种仪式音乐制度化。从这一角度看，礼乐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被统治者用以承载、传播意识形态的仪式音乐。在文字尚不发达的时期，统治者怎样传达他们的阶级观念和礼仪制度呢？通过有序化的音乐对应有序化的自然和社会从而形成了礼乐，再以礼乐的方式来传达和实现他们关于自然与人及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和阶级制度。这应该是文字尚不发达时期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方式。例如，《周礼.春官》说：
“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
“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帅国子而舞。”
由此可见，礼乐在文字出现之前作为媒介，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主要的传播手段。而文字的出现和广泛传播比之音乐，要晚得多。
据考古发现，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遗址发现了甲骨文。这些甲骨文是商代统治者占卜祭祀时的祝辞和简单记事。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的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续延至秦汉时期。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而秦汉时已经趋于晚期，所以周代为金文的主流时期。金文的全盛时期为周。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4]
在甲骨或者钟鼎上刻写文字，其难度不言而喻。而直到周代，仍然是甲骨文和钟鼎文的时代，因此，当时利用文字来传播的便捷性不如音乐；也可以说，正因为文字发展的不成熟，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进入文字时代。因而到西周建制时，礼乐仍然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被统治者所遵从、采用，并代代相传。对于推崇礼乐的孔子看来，礼乐传播盛行的周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然而为什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却迎来了“礼崩乐坏”的时代呢？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角度看，这与竹简的出现致使文字传播更容易、更广泛有着直接的关系。
竹简是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简牍起源于西周，春秋战国时使用更广。直到公元4世纪左右，由于纸已广泛使用，简牍才为纸抄本所代替。简册上面的文字，都是用毛笔和墨写成的。“竹简”“木牍”“绢帛”在战国、秦汉直至魏晋这一历史时期较为流行。[5]由此可见，当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文字不但更成熟、发达了，而且通过竹简这一载体，成为了非常便捷的文化符号，用文字代替音乐将礼仪制度刻写、固定下来，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文字与音乐不同，音乐在记谱方法出现以前，只能通过现场传授；而文字从最初被写下来，就能留存至今。在文字大量出现并能够广泛传播之后，文字相对于音乐而言的符号优势凸显出来：首先音乐的现场性使得它不便于远距离大范围的传播；其次，那时候不能记乐谱，因此，礼乐只能由专人掌管、耳口相传，使得它容易散失；第三，对音符及音响的阐释具有模糊性，它不像一个一个的文字的含义那样明确，可以固定，因此音乐阐释的模糊性不利于制度的明确。而文字却将上述问题都解决了。因此，作为礼仪制度的传播工具，文字的符号性使得它具有比音乐大得多的优势。于是很自然的，随着文字的发展和传播，文字就取代了音乐成为了传播礼仪制度的主要媒介了。当所有的礼仪制度乃至家国的大事记，都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时，它意味着一种更恒定和长久的影响力：文字符号的可保存和可远距离散播的特性则彰显了制度和权力的可靠性、牢固性以及更大范围的影响力。
这时，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礼乐就变得意义不那么重大了；同时，礼乐也因其耳口相传的不利因素而逐渐地流失了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公卿大夫遗忘疏忽了礼乐，而且国君也公然表现出对礼乐的轻视，乃至在国礼当中也发生了乱用礼乐的情况。与此同时，“郑卫之音”“世俗之乐”相对礼乐而言表现出其作为音乐的审美优势。如，《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国语.鲁语下》：
“叔孙牧子聘于晋，晋公飨之，乐及《鹿鸣》之三，而后拜乐三。晋公使行人问焉，……对曰：‘寡君使豹来继先君之好，君以诸侯之故，贶使臣以大礼。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令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臣不敢不拜贶。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
这些记载就讲到了晋公已经不懂得礼乐制度，而齐宣王公然的表达了对礼乐的轻视及对世俗之乐的爱好。表明就在礼乐遗失、并日益失去它昔日的价值的时候，音乐的审美娱乐性得到了张扬，又如《礼记.乐记》：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也是礼乐与其它音乐相对比，表现出对礼乐的厌弃，而对音乐的审美娱乐性有着兴趣的例子。这并不是说统治者已经不在乎礼乐所宣扬的等级制度和统治者的威严了，而是这些制度的传播和统治者形象的塑造已经有了更具恒定性、更明确的文字符号了，因而他们自然的产生了对枯燥的礼乐的轻视态度。因此，可以说，在春秋战国时代，使得礼乐失去地位的根本原因，是新的文字媒介的发展和使用。作为制度的礼乐逐渐地退让到次要的位置上，而作为乐音的动听的节奏和旋律特征得到了张扬，出现了大量的“新声”、“新音”，从而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
三、“礼崩乐坏”的时代意义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从上述媒介技术层面看，是古代中国的礼乐作为媒介被文字替代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又意味着什么呢？
麦克卢汉曾经说：“任何媒介的任何变化总要使同一文化中的所有媒介发生变化。”[6]显然当这一文化中的媒介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对文化的影响也会是巨大的。在古代中国，由于竹简的使用而使得文字被广泛使用、传播的时期，这种巨大的变化通过“礼崩乐坏”可见一斑。
在礼乐占据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重要地位的时代，从人们的听觉与视觉的感官比率来看，听觉是主要的。“部落的、无文字的人生活在用听觉组织一切经验的高强度的压力之下，他们似乎也可以说是生活在一种着迷的状态之中。”[7]而在这样的状态中，沉浸在礼乐中的人，他们的情感、思想以及生活方式，都是不同于文字时代的人的。声音的世界是活生生的，运动的，富有感染力的。但同时，他们也被局限于这一感官的世界中。这种束缚也正体现在礼乐的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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