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基于东亚的复杂性，多数学者都认为东亚共同体的可能发展轨迹是：从易到难，从高到低，由浅人深，由表及里，循序渐进。东亚国家一体化合作将首先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后再逐渐涉人政治和安全及外交领域。[⑧]因而构建东亚共同体必须走渐进性的道路。

　　东亚共同体虽然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但是一个“有效率的模糊”(useful ambiguity)概念，较符合当前东亚地区合作刚刚起步的实际。[⑨]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建构东亚共同体，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首先是东亚的范围与大国共识的建构，主要是实现地区认同建构。其次，要解决东亚民族国家发展的困境。[⑩]从长远看，东亚地区合作必须创造性思考解决一些重大的难题，比如中日关系的重构问题、美国的作用、价值观基础问题以及最终目标等，否则，建设东亚共同体的事业在未来因缺乏清晰的愿景和重大的政治阻力而停留在初级水平上。[11]

　　在政治、安全和社会领域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时机远未成熟的情况下。多数学者主张以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为先导和突破口，因为经济合作的深化有助于政治、安全和思想文化的一体化进程。李罗力认为，区域共同体首先应当是经济共同体。对于任何区域共同体来说，经济都是其形成的根本基础和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内经济体之间相互的经济依存度和互补度越大，它们之间经济一体化的需求和潜力就越大，它们形成经济共同体乃至其他利益共同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就越高，而这一点恰恰是东亚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大特点和主要趋势。[12]东亚共同体正经历着由理想变为现实的历史进程。从目前的总体态势看，积极推动因素主要来自经济层面，这意味着构建东亚共同体有其坚实的经济基础;而消极阻碍因素主要来自政治层面，这又意味着构建东亚共同体尚待跨越一道道政治障碍。东亚共同体的目标模式尚不十分清晰，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即它必然首先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因此必须有其坚实的经济基础。[13]

　　张铁军也认为“东亚共同体”构建第一步应该放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能源合作方面。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进行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在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也有必要逐步而稳妥地开展政治和安全对话，努力使东亚共同体逐渐发展为涵盖各领域的综合性合作机制。[14]

　　不过也有少数学者强调非物质层面的共识更应置于优先的地位。庞中英则对经济优先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东亚地区”的概念仍然空泛，人们仍然把精力集中在传统的地区经济合作———所谓地区经济集团化和大国关系上，没有关乎命运与共性的超越经济意义的地区意识、地区价值和地区认同。人们对东亚地区面对的深刻、迫切挑战，诸如极其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长期漠视。人们对于如何处理好东亚地区合作的国际政治学没有真正的思考。“东亚共同体”需要新的思维、战略、方法和方式。[15]

　　王秋彬也批评在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人们太过于关注物质层面的进展状况，而忽略了非物质层面的重要性的倾向。他认为东亚各国应当努力建构东亚认同观念，启动区域历史的共同研究，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机制化建设，中日两国也应当走向真正的和解。[16]方长平则更多地从从政府和知识社群的互动角度来考察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动力机制和建构路径。围绕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建设领域，东亚知识界形成了众多非官方机构，东亚地区一体化领域的知识社群初步形成。它们不仅成为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要咨询机构，而且通过各种会议的召开和项目的开展，在本地区促成了一种有利于共同体建设的信息交流、观念传播的平台。[17]

　　三、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

　　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区域共同体，都有较大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的大国起主导作用。主导权问题是东亚共同体建构过程中一个棘手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到底由谁来主导东亚共同体进程，学界有不同的声音。

　　目前国内学界有不少学者强调东盟的主导作用。刘阿明和朱明权指出，在东亚共同体中起主导作用的将是东盟，而不是大国或大国轴心。当然，由东盟在东亚一体化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不排斥东亚大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其中起着必不可少的驱动作用。[18]李罗力也认为，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进程中东盟始终会是核心和基石。今后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无论中国、日本还是韩国，谁都不可能争到这个地区“老大”或领导的地位，谁都不可能寻求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居于主宰和指挥的地位，相反他们都在与比自己相对较弱的东盟合作中，既能找到自己在建立区域合作体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又不会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和挑战。[19]王联合认为，东盟仍然是东亚共同体发展过程的最大驱动力量。与此同时，东北亚大国、美国等在东亚共同体的发展中也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和发挥重要的作用。[20]陈多友也指出：迄今为止，东盟一直扮演着东亚地区的核心角色，今后它将被寄予更大期待，它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文化共创进而东亚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将日益发挥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1]

　　不过，也有学者对东盟能否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表示怀疑。魏玲认为，东盟内部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既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国，所以很难形成核心领导力量。这也导致东盟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争端不断。[22]江西元认为目前的东亚区域合作实际上是在东盟主导下展开的，然而随着东亚一体化的深入，东盟要想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上尚显力量不足。东盟自身正面临诸如成员国政治、安全观念和政策优先重点不一;经济发展差距和利益多样化增大;一些成员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存在社会混乱、种族矛盾和恐怖主义活动等重大挑战。

　　日本政府和日本学界主张由日本主导东亚共同体进程。[23]早在2002年初小泉访问东盟五国时就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这个构想突出日本———东盟关系的优先性，强调以日本和东盟之间的合作构成东亚共同体的基础;2003年6月，“日本国际论坛”74位政策委员联名上书小泉首相，提出献策报告《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和日本的作用》，强调以日本、韩国、新加坡在2005年创立自由贸易区为先导，在东亚共同体中发挥核心作用。日本提出的这两个构想虽然均未直接提及日本主导权问题，但是其对主导权的觊觎之心是很明显的。

　　也有学者主张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东亚合作主导权问题。张铁军认为，在共同体初始期，东盟不一定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但可以起引导者的作用。在发展期，各成员对东亚共同体合作机制有了基本的适应，一体化程度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可以考虑日本为主、中国为辅的领导者模式。到了深化期，随着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上的总体升级，中日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会大大缩小。为更大程度地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中日两国有必要共同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24]王秋彬认为，“在东亚整合的早期阶段，东盟可以进行牵线搭桥，并为增加地区信任发挥重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东亚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中日两个大国的主动参与，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或者相互争夺主导权，东亚一体化进程都将受阻”。[25]吴疆和陈吉庆认为，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中、日实现亚洲的“法德和解”，是东亚合作的最大、最根本的动力。目前中日和解的最大障碍在于日本对以前的军国主义历史缺乏深刻地反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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