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资本主义“适应论”的批驳[本论文为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09BKS034)《列宁、考茨基、卢森堡对伯恩施坦主义认识与观点的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
正文:(五)在伯恩施坦看来,落后民族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实属理所当然的事情,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时期,殖民扩张和加速对世界领土的瓜分,成了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伯恩施坦看到了处于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已经被世界瓜分完毕这一特点,他提出的许多论点都是在维护殖民政策,在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开脱,他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上的态度是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他所宣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因为,他反对把“未开化的民族”纳入“文明化的制度范围”,相同的条件下,较高文化居住地的民族比落后的文化居住地的民族要具有某种优越性,他的论点就是:“高等文化”的民族有权统治“低等文化”的民族。但伯恩施坦却有声称,社会民主党反对的应该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暴行”和“欺骗性的掠夺”,而不应该是帝国主义向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扩张,他认为对外贸易的扩张是“社会进步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是“增加民族财富的一个因素”,“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14这种扩张能够把殖民地民族和国家纳入“文明化制度的范围”。伯恩施坦对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不但不表示否定,而且还提出要积极地予以支持,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对落后的文化居住地的民族来说,更是一种“福音”。落后的文化居住地的民族对此应该感恩戴德才是。伯恩施坦认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不但无过,而且还有功。这显然是在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辩护。
三、卢森堡对伯恩施坦资本主义“适应论”的批驳还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陆续发表过程中,伯恩施坦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激起了各国党的革命左派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严厉批评,他们纷纷起来反击。卢森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早站出来对伯恩施坦这本书进行严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898年9月21-28日,卢森堡发表了对伯恩施坦主义的系列文章《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谈谈伯恩施坦的一组文章:社会主义问题》,而在10月3日到8日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党的领袖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蔡特金等人对伯恩施坦的理论也都作了严肃的批判,在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中,罗莎·卢森堡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她始终是站在最前列。大会结束后不久,卢森堡立即发表了《党代表大会的回顾》一文,对党的领导层倍倍尔、考茨基等人对修正主义的态度进行了批评。1899年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公开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轩然大波。这年4月4-8日,卢森堡即在《莱比锡人民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对伯恩施坦的《前提和任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批判。这一组文章,后来收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的第二部分。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单行本的发行在当时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经典著作。书中明确指出了与伯恩施坦斗争的根本问题,不是斗争的方式和策略问题,而是要不要无产阶级革命,要不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则问题;是涉及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坚持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和革命策略的重大原则问题,在卢森堡看来,伯恩施坦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实际上同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对“崩溃”理论、危机理论等等的责难与怀疑等有关论点进行了深刻的驳斥。
(一)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关于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信用制度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可以调节生产、消除危机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伯恩施坦认为的信用可以调节生产、消除经济危机的观点,其实是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的第一卷就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15信用的发展确实促进了股份公司的产生,加速了资本的循环,从而起着极重要的“增加生产力”的作用。但是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不在于信用本身,所以通过信用的伸缩并不能克服危机。资本主义的信用是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信用一方面可以加速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但是,另一方面,信用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再生产过程的加速只能造成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加剧,并从而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在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来得更加快些。尽管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信用有时候能起着“平衡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对立关系,消除或缓和它的某种矛盾,”16但信用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事实没有改变,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事态没有改变;信用发展本身并不能改变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也不能够消除一定社会的基本矛盾。对伯恩施坦关于信用可以调节生产、消除危机的观点,卢森堡进行了明确的批驳,她严正地指出:信用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四个方面的矛盾:首先是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其次是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再次是信用加剧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最后是信用加剧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这四个方面的矛盾表明,信用的发展不仅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反还会在新的形式上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
在卢森堡看来,伯恩施坦提出的完善的交通工具,缩短了各个国家之间的距离,扩大了世界市场的范围,从而使生产过多的商品能够在国外找到销路,世界市场的扩大可以消除危机的观点则更是荒谬的。事实上,由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只能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使生产的盲目性加剧并且扩大,从而使生产和交换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同时由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各国参与世界经济的剧烈程度也加强了。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的来往更加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进来,世界市场的扩大,只能使得危机爆发的频率更高,范围也更加广泛。所以,卢森堡认为,交通工具的完善化,世界市场的扩大只能是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形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二)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关于“企业联合组织”可以调节生产、消除危机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驳斥 伯恩施坦所谓的“企业主联合组织”,实际上就是卡特尔垄断组织形式。在伯恩施坦看来,这些联合组织可以调整生产,结束社会经济发展的无政府状态,从而防止乃至消除经济危机。伯恩施坦关于垄断组织可以调节生产和流通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后来考茨基、希法亭之流所宣扬的所谓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变种。卢森堡认为,他的这种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因为,马克思早在1868年7月11日致路·库格曼的书信中就曾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17为了驳斥伯恩施坦的这一毫无根据的臆想,卢森堡对卡特尔这样的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性质及其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形式作了分析。在她看来,卡特尔为了在国内市场达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通常用那部分为满足国内需求还用不上的闲置资本为国外生产、而所要求的利润率则低得多。”“结果,在国外剧烈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说同愿望恰恰相反”18而卡特尔和托拉斯,就它们的作用而言,它们不仅不是消除它的矛盾的手段,恰恰相反,“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的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一个手段。”19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如何发展,认为垄断组织能对于生产和流通进行调节,从而消除危机完全是一种幻想,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用卡特尔消除危机是拼命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无稽之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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