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近年来的投资收益项(包括债务收入和股本收入)成为经常收支项的较大的逆差项，例如2007年达到213亿美元。但是这些投资收益大多数实际上并未真正兑为外汇汇出，而是以人民币利润再投资形式留在国内，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外汇收入总是小于外商投资总额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这是在我国经济平稳迅速增长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发生局部战争冲突，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对外贸易封锁，市场机制紊乱，本币大幅贬值，这些投资收益会迅速改变流向，兑换为外币流向国外。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原先若干年形成的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由于政治风险，市场供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发生撤资的现象，一些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如权益性资产会首先被出售变现，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如机器设备厂房等也会面临被出售回收资金的选择，这些被出售变现的资产将会以外汇的形式流向国外。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新的外商直接投资显然不会向和平时期一样大量向我国投资。二者同时变动的结果就是资本项目由顺差变为逆差，由资本项目带来的外汇收支就会发生逆转，由净外汇流入变为净外汇流入，这将对我国的外汇市场的供给产生较大的压力，促使本币进一步贬值。 四、防范国际收支危机的政策建议首先，调整我国的国际储备结构，增加黄金储备等贵金属储备，建立战略物资的储备体系，如原油、农产品，应对极端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封锁和经济制裁。

　　黄金储备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黄金储备是国际储备资产中唯一具有最后等价物、最终支付能力特点的储备资产，外汇储备的支付能力、价值尺度则要受到外汇币种、外汇汇率和外汇主权国家的种种经济和政治的约束，尤其是在局部战争时期，我国不可避免地要与某些国家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冲突，尽管我国也可以尽可能地分散币种，减少外汇风险，但是世界范围内币值稳定、经济发展良好、中央银行信誉卓著的可自由兑换货币选择的范围很小，同我国具有一定战略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并非可自由兑换货币，且币值不稳定，央行对于货币发行的管理不规范，难以想象可以用这些国家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从极端上分析，持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都会面临一定的风险。从这种意义上分析，持有大量的黄金储备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在各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储备资产[⑨]中，只有黄金储备是唯一具有稳定性(包括价值稳定性和物理稳定性)和不可破坏性的，黄金储备是难得集独立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三者俱备的资产。因而，从局部战争的角度出发，我国今后应当密切关注国际市场黄金价格的走势，把握时机进行黄金及其衍生品的交易，稳步、合理地逐步提高我国的黄金储备。

　　其次，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攻克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难关，建立自主的知识产权，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保证极端条件下的生产和供给的可持续性。为了防止局部战争时期国际市场对于我国的进口某些关键技术设备的封锁，当前我国应当加强对于高新科技的研发能力，摆脱目前主要依赖国外进口的状况，重视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将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更新换代的基础立足于国内自主研制开发，加强对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造，在技术上实现进口替代，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要形成研、产、供、销完整的产业链，防止由于局部战争的禁运对我国的重要生产、生活、医疗等资本品和消费品造成重大冲击，适度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

　　第三，适度降低我国的外债规模，减少应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进行循环，重视非官方统计隐形外债的资产质量。国外债务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一国经济对外的依赖程度，国外债务对经济的影响同外债的用途关系很大。如果是弥补政府的开支，债务对经济的发展的影响将会是负面的。即使是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外债对经济的作用也未必是正面的，还要取决于外债的使用效率、外债的结构、偿债的能力等因素具体分析。在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充裕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偿还官方外债，同时要下功夫普查隐形外债，调查其还债能力和资产质量，督促其尽早偿还外债，防止由于局部战争的风险造成外债无法偿还，进而影响我国国际收支的稳定性。

　　第四，战前战时防止外商投资收益的大量汇出。一旦面临局部战争的政治风险，外商投资及其收益将会集中性地、大规模地兑换为外币并汇出境外，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止，将会迅速消耗我国有限的外汇储备，导致本币进一步大幅贬值，诱发全面的国际收支危机，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适当干预，减低外商投资的撤资规模和速度。外商投资企业的财产权利是国外的居民所有的，在战争的经济封锁和贸易制裁的条件下有其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保障维护其合法权利对于抵制国外的经济封锁，获取必要的战略物资，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战时可以考虑给予外商投资企业更大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措施，以贴补其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促使其继续留在国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①] 牛晓健：“中国转轨时期经常项目下的资本流动”，《经济科学》2005年第5期，37-48。 [②] 杨帆(2000)，《人民币汇率研究》，P120-P13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Mayer，W.,1977,The national defense tariff argument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 ,363-377. [④] Srinivasan，T.N.,1987, The national defense argument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foreign trade, in :R.,stern .ed, ., U.S. trade policies in a changing world economy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337-363. [⑤] McGuire,M.C.，1990，Coping with foreign dependence :The simple analytics of stockpiling versus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70(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⑥] Polachek,S.W，1980,Conflict and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4,55-78. [⑦] Ihori，T,1994,Alliance protection against emergency and welfare ,unpublished mimeograph (Department of Economic ,Tokyo University ) [⑧]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局网站。 [⑨] 这些重大战略储备包括粮食储备、能源储备、黄金储备、军用物资储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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