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经济与管理科学
【关 键 词】 等值；翻译等值；可行性；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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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三、翻译等值研究的过程及热点问题评析
   （一）、等值论全盘接受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有关“翻译等值”专著及研究论文陆续引进到中国，如谭载喜翻译的《奈达论翻译》，蔡毅翻译的《语言与翻译》，再如朱宇和周志摹翻译的《翻译学》等等，这样西方各种有关“等值”的翻译理论才为中国学者所熟悉。再如，有关等值翻译理论的专著如金隄的《等效翻译探索》、谭载喜的《新编奈达论翻译》的面世，有的人为等值理论拍案叫绝，等值理论广泛为中国翻译学者所接受，一些学者如劳陇、金隄及郭祖璋认为西方翻译理论中“等值”这一术语和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相比更能显示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西方等值论”比中国的传统译论更加科学，那是因为“等值论”作为翻译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翻译文本的质和量（劳陇 1988； 金隄 1995：21）。其他的学者纷纷把等值理论应用到中外语言的翻译实践，如吴新祥和李宏安，他们在其论文“等值翻译初探”中提出在语言深层与表层之间，还有一个修辞层的假说。修辞层是在深层初始短语标记的基础上，输人言语的个性(文体和风格)特征的层次。原则上，在翻译过程中要兼顾这三个层次的等值。如果三个层次不能全等，那么表层服从于修辞层，修辞层服从于深层。深层等值是等值的最低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不等值了。综合运用当代语言学对语言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成果，他们把原作与译作的等值划分为十五个等值平面。翻译要以篇章为单位，尽可能在各级各层次之间找到等值转换关系，争取全篇章的最大等值（吴新祥 李宏安 1984）。总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翻译研究者们希望通过西方的翻译等值论来帮助他们克服传统翻译标准的束缚，解决一直以来有关翻译的论争。但是，有些学者缺极大夸大了西方等值论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
 
（二）、等值论质疑和排斥阶段
随着对西方不同的翻译等值理论的深入理解，一些学者们开始质疑翻译等值论在中外语言翻译实践中的适用性。他们认为西方等值论是建立在印欧语系之间的翻译实践上的，那是因为同属于一个语系，所以他们之间就有可能实现等值转换，而要在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实现等值转换似乎是不可能的（孙致礼 1997；吴义诚 1994）。“由于出发点的错误, 以等值为中心而进行的翻译研究不仅无法阐明翻译中的许多问题, 而且还歪曲了翻译的基本问题”, 因而主张“‘等值’一词不宜用于翻译研究”（吴义城，1994）；也有人认为“等值”、“等效”与“信、达、雅”实际上差不多, 主张东西方的翻译理论可以“融合”（劳陇, 1990）。还有人认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等值”论都毫无实际意义，仅仅只是一种虚幻的梦想而已，因为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根本不可能达到（刘宓庆 1994：310-312）。翻译标准与世界多元文化体是两个变量，企图在其对应的函数中确定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恒量，自变因变时空无限，形同海里捞针。因此，翻译标准是开放、多元的,且相互借鉴、补充。这是因为翻译所涉各个知识领域自成体系，千差万别,加之翻译目的、方法各异,认识主体视角、素养不一，人类社会远未实现大同，而要求用一个统一尺度来衡量、规范不同民族语言文化间信息沟通或转换，只能是假想。这样，翻译等值作为翻译的前提或归宿，也就子虚乌有了。看来，翻译等值不是我们未知领域中的一个盲点，一片空白，而是作为标准，它根本不可行（刘祖培 2000）。
这一时期，中国的翻译研究学者们对于西方的等值理论以及奈达的理论都持一种质疑和排斥态度。究其缘由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等值理论有其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等值”术语本身在西方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翻译理论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根据术语“等值”的表层意义来看，它就是“绝对相同”或者“同一”。
西方的译论家所以提出“动态对等”、“等值”、“等效”等理论，仍是对他们的翻译实践的归结。他们的实践多是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而西方语言又都是拼音文字，并且多有历史渊源，所以不难做到“对等”、“等值”或“等效”。但是，要想在象形文字的汉语与拼音文字的西语之间实现“等值”翻译，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什么叫“等值”? 顾名思义，想必是“完全对等”、“一丝不走”的意思。然而，在翻译实践中，这往往只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理想（孙致礼 1997）。
2. 对西方等值理论缺乏正确的理解
西方大多数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理论都比较关注翻译等值，但是不同的语言学家们都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如卡特福德研究翻译等值的方法和奈达的就截然不同，而中国翻译学者们却把他们混为一谈，当作同一的西方等值理论，认为它们对于知道翻译实践是毫无用处的。
3. 夸大汉语的特殊性特征
有的学者们在谈到等值论的时候，过分夸大汉语特征的特殊性，而没有一分为二地去考虑在中西翻译中实现等值的可行性，仅仅认为等值论只适用于印欧语系之间的翻译，对中西不同语系之间的翻译毫无指导作用。有的人认为，面对这种种争论,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等值理论, 如何使这一舶来理论对当今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有所帮助, 这就需要对这一理论进行溯源和论证（这在前面有所交代）, 并与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进行对比, 然后得出一个适当的结论
 
（三）、等值论理性认知阶段
综上所述，人们对等值论取得了一些共识:等值论不仅指语符之间的对应转换，而且还包括其它诸多方面如功能、语体的转换。当然，随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人们在翻译过程中更多地考虑了语言文化的相互转换和交融等问题，等值论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和反思，有些人认为等值在语音、形式、功能、文体及社会文化等方面难以做到一一对应，特别是在处理非技术的其它方面的文字、文献、文艺作品时，用“等值再现”来翻译显然是行不通的。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等值。要做到准确地翻译一个词或相当于一个词的词组，就必须采用多个词的意义的等值组合，即采用等值信息。人们通常不是用一种语言的信息来代替另一种语言中的单个符号，而是用信息代替信息。译者把接收到的信息译成信号，然后又发出去。因此可以说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中的等值信息。然而，等值论虽名实难副，却能依实出华，以信息论为先导，从语言学、文艺学、交际学切入，对翻译过程、翻译方法作了较为科学的揭示与描述；在译文优劣评判问题上，引入读者反馈机制，也不失为一种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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