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阿Q正传》中变形、夸张的情节和细节随处可见，许多情节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想象的。比如阿Q姓赵和赵太爷不准姓赵这个情节是极其荒唐的，一个丢失了自己的姓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的人，这在中国，尤其是封建时代的是决不可能的。又比如阿Q调戏了吴妈，片刻后，吴妈在院子里哭闹，阿Q竟然不知道这小孤孀在闹什么，这样的麻木和健忘是不可想象的。再如阿Q糊里糊涂被诬为革命党而被杀头的情节是非常夸张的。这些情节都超出了现实主义作品虚构的一般规则，带上了较强的荒诞色彩。除情节外，作品的许多细节也是怪诞不经的，其中最为典型的荒诞细节是阿Q在公堂上画圆圈而唯恐不圆的细节描写，包含着怪诞的象征意义：“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里捏着得笔只是抖”、“阿Q伏下去，使尽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阿Q是多么的遗憾和懊恼。他“羞愧自己画得不圆。”任务完成得不好，没想到叫他画圈的那人“却不计较”，但阿Q却不能原谅自己，因为圈而不圆，“辱莫大焉”，那将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他焉能不耿耿于怀?于是他便用精神胜利法为画得不圆自慰，从而释然庆幸。因为他真诚地相信自己创造的幻想世界的三段论——“只有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我阿Q画得不圆，所以我阿Q不是孙子或者竟是爷爷。这是多么的荒谬，一个正常人即使理愚，也不可能有如此荒唐的三段论。读《阿Q正传》我们会发笑，但决不会开心的笑，而是一种沉重的含泪发笑，笑过之后带来的是更大的悲哀。《阿Q正传》荒诞性的象征意义，正在于作者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的无可奈何的自我嘲笑，这与西方的黑色幽默是一脉相承的。

　　《孔乙己》、《白光》刻画了两个变态的知识分子形象，也是颇具荒诞味的小说。《孔乙己》是“用幽默的手法官阴惨的事迹。④”作品中的孔乙己是个让人发笑的人物，一出场便引来人们的笑，他中科举制的毒很深，穷困潦倒却死要面子，靠乞讨为生也还苦苦支撑着读书人的尊严。作者描写这个荒唐可笑的目的是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毒害，同时也揭露旧知识分子身上的劣根性。《白光》通篇描写一种变态心理和幻觉，作品中的陈士成也是一位封建时代中毒较深的知识分子，对升官发财都有许多幻想，在第16次落第后精神崩溃了，幻觉中出现了银子泛出的白光，为追逐这白光而淹死在万流湖中。这“白光”，既是白银之光，又是陈士成一生追求升官发财的欲望的象征;“白光”的虚无性，正是陈士成命运的本体象征，折射到社会现实中，揭露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

　　历史小说的荒诞性手法

　　《故事新编》在鲁迅的整个创作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以历史人物及事件为基础，作品中的主要故事和主要人物是古代的，但它折射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精神面貌。鲁迅把对现实的不满和抨击含蓄地通过历史人物和事件表现出来，借历史人物和事件传达作者对现实的思考。除《铸剑》外，均融进了相当份量的现代内容，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荒诞色彩。

　　《故事新编》的荒诞性首先表现在作品非英雄和反英雄的描写上。在传统价值观念中，人是一种理性动物，既使是失败中也能保持英雄气概和尊严。而鲁迅的《故事新编》却有明显的“非英雄”和“反英雄”特色，作品中选的人物要么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英雄豪杰，要么是历代杰出的思想家，然而在《故事新编》中，他们统统成了凡夫俗子，打上了现代人的烙印。如炼石补天创造人类的女娲在《补天》中感到了创造的孤独而陷入痛苦之中;曾射下九个太阳为民除害的后羿不过是一每天早出晚归才能勉强吃到“乌鸦炸酱面”的被妻子看不起的丈夫;一代哲人老子在《出关》中只不过是一段呆木头，他讲课时别人都在打瞌睡;主张非攻的墨子在《非攻》中完成使命后还是被“募捐救国队”把包袱抢走了等。诸如此类，历史上的英雄圣人历来是被尊崇的神，在这里完全还原成了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理性的反叛，从而使这些人物身上带上了荒诞色彩。

　　《故事新编》的荒诞性还体现在作品的讽刺性及杂文格调上。《补天》中出现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高叫“人心不古”，显然是对封建复古派的批判。《奔月》中忘恩负义的逢蒙完全引身的是今人。《理水》在表现古代英雄大禹的同时也写了借考查灾情为名游山玩水的官员及大学解散而集中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们，他们说英语、吃面包，谈刻讽刺了三十年代上海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人。《出关》讽刺了“清静无为”的老子也要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否则就出不了关。《起死》中的庄子主张无所谓是非通融圆滑，但一涉级到自己的利害关系使要求统治者保护。很明显，《故事新编》是为现实而写作的，描写历史只是一种烟幕，针贬今天才是它真正的目的，用这种近乎荒诞的手法便人有一滑稽感。《故事新编》整部作品只物和事件是古代的，而思想是现代的。它是一部亦古亦今，古今杂糅，寓真于诞，以诞托真的作品。

　　作品中的荒诞与真实

　　从前面的论述，可见鲁迅小说带有明显的荒诞色彩。任何文学作品都必须反映现实生活，荒诞性的作品也不例外。鲁迅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五四”前后中国的社会状况，把艺术真实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鲁迅非常强调文艺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可以说是第一个站出来大声疾呼地强调艺术真实的重要性的人。我们知道，文艺作品有真实性，主要从内容和实质上去看，至于表现形式，不同作者可有不同的要求。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真实，又高于生活真实。鲁迅明确指出“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的真实”。“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⑤因而鲁迅小说虽具明显的荒诞性，而正是这种“怪诞”使其作品真实性更强，思想意义更深远。

　　《狂人日记》是具有最明显的象征主义色彩和荒诞性的作品。但我们从现实的角度看，它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多年来淤积在鲁迅心中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愤懑之情需要一次总的爆发，多年积累起来的对封建传统思想吃人本质的整体性认识需要一个概括性的表现。在这时，任何具有鲜明的特指性的事件都不中以完成这样一个创作任务。鲁迅需要一个具体的形象，但这个具体形象又必须是一个非常态的人物。他不能像常态的人物那样对于具体事故具有大大的粘着性，不能像常态的人物那样对地现实的生活环境和思想环境具有那么大的潜在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所不能具有的)，也不能像常态的人物那样循着常规的思维逻辑由现象向本质做渐次的正常推理。鲁迅代到了“狂人”这个具体现实性的人物实际上便是找到了一个由现实性向象片性过渡的艺术关节。他利用“狂人”的变形心理直接把现实的封建关系转化为一种象征，并由这种象征直接升华到对封建关系和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抽象本质的剥露。这里的社会思想环境是作为一个模糊的整体性思面出现的，“狂人”对它的感受首先是一种情绪性的感受。在情绪性感受的基础上直接进行理性的本质概括，是《狂人日记》运用荒诞派象征手法的结果，仅仅依靠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不足以达到如此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而强烈的情绪性与明确的理性概括相结合，则是《狂人日记》现实主义与荒诞象征主义相结合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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