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是以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为主体的高等教育机构，然而在日益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呈现出诸多弊病。追本溯源，书院作为我国大学的重要源头，其“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尊师重道”的核心价值、“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气以及“独立自主”的治学原则，为我们探究大学之道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书院 教育 大学之道 意义

　　在日前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不承担本科教学任务者不得聘为教授、副教授职务。”这一要求使大学本质与精神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关于“何谓大学”，蔡元培先生在阐明大学性质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作为儒家经典文献之一的《大学》则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体现了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精神内涵与办学宗旨。笔者认为，应将传统文化融于现代教育之中，汲取书院教育中的思想精髓，在与时俱进的时代潮流中不断探寻大学之道，提高教育质量。

　　一 “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

　　我国书院发轫于唐代后期，在宋代达到鼎盛，历经千余载的嬗变与衰落，最终消逝于清末。其始终坚持“以德育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学与为人并重的治学态度，在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时，曾制定院规：“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白鹿洞书院揭示》)。其办学理念与当时利益熏心、贪图名利的官学格格不入，体现了教学与训育结合，德育为先的人本思想。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曾提笔写下脍炙人口的一副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加契合了“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儒家人文精神。近代无锡国专的创始人唐文治先生更是强调敦品励节，注重修身养性，在步履维艰的办学过程中，坚持吸收传统书院教育的菁华。唐先生在国专校歌中写道：“勉哉!俭以养德，静以修身。建功立业，博古通今。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道出了古代读书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立身之本的可贵精神。这种将人格培养与文化传承合而为一的教育模式，明德至善的人文精神无疑是当今大学教育体制改革亟待传承的精髓。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逐步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大学由远离社会的“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逐步衍变为若干个权力中心、行政机构。“高等教育不再关注人格养成、心性提升、公民精神塑造以及系统的文化传承，而沦为了狭隘的专业训练;商业文化和官僚文化甚嚣尘上”。本科生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削减，素质教育与人文教育沦为专业技能训练的附庸，在消费主义大行其事的社会工业化语境中步履维艰。又加之过高的学术专利和课题项目指标使教授无暇顾及本科生的教学工作，不仅使大学逐渐远离了纯粹的象牙塔形象，其整体教学质量、学术道德等也逐步走向滑坡。我国大学在弊病丛生中踽踽前行，迫切从传统书院教育中反思大学之道，重新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正如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所言“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

　　二 “尊师重道”的核心价值

　　书院是我国古代名师宿儒聚徒讲学，研究学术，探讨真理之所，秉承“尊师重道”的最高准则。书院讲学者都是当时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大师。在宋代四大书院中，朱熹讲学于岳麓书院，张拭曾主持白鹿洞书院，理学鸿儒程颢、程颐兄弟在嵩阳书院宣扬学说，戚舜宾主教应天府书院。学者名儒以教书育人、传播学说为己任，不仅身怀高深的学术造诣，且德行高尚，躬亲实践，深受学生的爱戴。四方学者都是慕名而来，自由择师，由此形成了书院学者云集，门庭若市的繁荣景象，极大地提升了书院的社会影响和地位。首屈一指的当推无锡东林书院。明末万历年间，顾宪成与高攀龙相继主盟东林书院，在污浊成风的学界与政界掀起了一股“清流”。一时之间形成了远近贤者，奔走响应，不远万里，以东林为归的学术盛况。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拥有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通识，是“文以载道”、集智慧与人格于一身的完美典范，其“道德文章、堪为师表”的人格魅力成为古代书院历时千载而经久不衰的命脉。

　　“大师治校”的办学特色促成了和谐笃厚的师生情谊。老师在传道、授业、解惑之时，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不辞劳苦。学生则悉心听教，治学求真，尊师重道，师生之间自由研讨、发问、质疑，教学相长，取长补短，不仅留下了“程门映雪”这样的佳话，也为我们反思现代大学教育中学风低迷、师生关系默然的现状提供了深刻的精神内涵。

“大学的本质是培养人的社会文化活动，因而，作为传递、应用、融合和创新高深学问的高等学府，必须注重学术，必须拥有一批有思想的专家学者”。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关乎到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关乎到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梅贻琦先生的话印证了教授是一所大学的精神与灵魂所在。而在当今教育教学日益搁浅、本科生日益庞杂、教授困于“学术民工”的窘态下，如何培养言传身教的大师，何以探寻大学之道，成为高校教育工作面临的迫切而棘手的问题。

　　三 “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气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是蔡元培先生所阐释的大学要义。他曾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对“大学理想”做了深刻的剖析——中国传统的孔孟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蔡先生海纳百川的胸襟与鼓励文化交融的精神，再现了古代学者“求同存异、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

　　古代书院为各学派提供了思想交流与学术论辩的平台。其开放自由的教学形式，虚怀若谷的大师情怀，天下贤集的讲会景象成就了书院史上一段不老的传奇。传诵至今的“朱张会讲”与“鹅湖之辩”便是“兼容并蓄”之风的真实写照。宋儒朱熹与张拭分别为闽学与湖湘学派的代表人，同为名满天下的理学宗师，有着共同的学术渊源与政治见解。然而“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朱子年谱》)。双方并非以一家学说驳倒论敌，而是力求探寻真理，使价值体系日臻完善。朱熹曾邀请心学大师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讲学，当讲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朱熹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便将陆九渊的讲义勒石刻碑，警醒后世。各学派相互邀请讲学，不仅形成了大规模的师生互动，促使学术风气更加活跃，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符合书院的内在发展规律，而且对现代大学之间实现门户开放、资源优势互补的体制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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