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教育科学
【关 键 词】 黄宗羲；教育理念；返本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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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摘  要：黄宗羲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时期涌现出的一位卓越教育家，他在自身教育理念体系的构建上注重返归古代教育的本真样态，并结合现实的状况提出改革的主张，为教育顺应时代趋势的发展开辟新路。本文通过对其若干教育著述的解读，力求展现其以“返本开新”为显著特征的教育理念体系的原貌。
关键词：黄宗羲；教育理念；返本开新
    明末清初是中国传统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用一句诗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制度在达到辉煌的顶峰后，终因与世界历史前进的主流趋势相悖而渐趋衰落。黄宗羲正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位著名教育家，特殊的时代背景为他的教育理念赋予了特殊的蕴涵，其富有卓见的教育理念透显出鲜明的“返本开新”的特征。通过对黄宗羲一些代表性教育著述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在自身教育理念体系的构建上，黄宗羲选择了这样一种模式：寻找历史的依据，返归古代教育的本真样态，结合现实的状况提出改革的主张，为教育顺应时代趋势的发展开辟新路。
    一、“公其是非于学校”：学校干政的启蒙构想
在《明夷待访录·学校》中，黄宗羲提出：“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可见，在黄宗羲看来，学校是培养士人的场所，但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时，却同时赋予了学校以独特的参政议政的功能。但凡各种法律条文、政策措施、乃至乡规民约，都要经过学校讨论认可才能确立其正误，才能确定实施与否，这样，上至朝廷命官，下至里巷平民，都可以濡染正气，熟读诗书，通晓事理，养成普遍参政议政的社会风气，这样，天子就不能以自己的是非标准为唯一尺度，而是“公其是非于学校”。这种观点的提出可谓是关于中国古代学校职能理论的一项创举。但是，“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挞以为非。”^[1]黄宗羲尖锐地指出：三代以降，由于统治阶级日渐不能容忍学校干预朝政，这就使得学校逐步沦为了脱离实际、崇尚空谈、趋炎附势的朽坏场所。由此，学校不仅无法有效发挥其独特的干政辅政功能，同时，在这种病态腐朽的社会制度下，学校不仅不能培养人才，而且还伤害人才，这种徒具虚名的学校已经没有任何存在价值了。
在我看来，学校之成为学校，理想的状况应当既包括学校对社会的关注，又包括社会与学校的互动。黄宗羲正着意于此，他返归本源，披着夏商周三代学校干政的理想外衣，托古改制，寻求政治的清明，同时也勇敢地开创新路，把启蒙的思想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他以勇敢的“异端”精神，批判旧的世界，也设计未来的新世界。黄宗羲倡导形成以学校干政为依托的普遍议政的社会风气，不仅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改变现实的良好愿望，而且为实现新兴阶级的社会理想，从学术上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可以说，黄宗羲所倡导建立的学校，究其实，已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近。学校将讲学与议政紧密结合，既是培养人才、传递文化信仰的机构，又是监督政府、针砭时弊的场所。这种观点具有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代表了明末清初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历史导向。
二、“道无定体，学贵适用”：教学风气的补偏救弊
明末清初，以“八股取士”和“文字狱”为代表的思想专制与集权空前强化，当时的学者们严重地脱离实际，热衷于空谈心性，专注于八股时文，而对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的社会却漠不关心，“讲学之风，已为极弊”，理学教学的空疏无用已发展到极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黄宗羲积极致力于推动理学教育的实学化，努力地对空疏浮华的教学风气进行补偏救弊。他指出：“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1]在黄宗羲看来，真理是没有定式的，学问贵在适用。然而，现实中的人们却固守某一成见，并以之为一成不变的真理，最终使得学问与实际的功用大相径庭。同时，黄宗羲也指明：如果只是讲求实际效用却不问真理，则会投机取巧，流于伪装。如果学不能够致用，虽然可以议论讲学，终究还是无济于事，不能救国于危难之中，这当然也就算不上是真儒了。我们知道，明末清初时期，西学东渐之风渐起渐兴，西方学术上的各种新成果逐渐传入中国，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所固有的“经、史、子、集”的基本框架开始被打破，并面临着千古未遇之大变局。黄宗羲正是从其所处的这样一种特殊时代状况出发，阐明了当时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对空疏无用的腐朽教学风气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与犀利的批驳，从而为促成明末清初时期中国教育的实学化转向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与教育历史发展的转折阶段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三、“取士也宽，用士也严”：人才选用的真知灼见
在《明夷待访录·取士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黄宗羲在取士方法上的思想取向，即“宽于取，严于用”。他认为，“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倖进……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1]黄宗羲倡导宽取严用的取士方式，是因为宽于选士可以使人才最大程度上得以被发现，严于用士可以使人才皆得其所。接着，他通过古今对照的方式，直言古今选士制度的利弊所在：“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为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举之一途，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曰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2]可见，在黄宗羲看来，古时凡是贤能之人皆不必忧患于不为人知，而且进入仕途后，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才干来选择适合的领域；而如今，科举之途的狭隘限制了很多豪杰之士的仕途，即便科举及第之后，人才亦难寻用武之地。黄宗羲对现实中的科举制度进行了犀利的批驳，同时也返本开新，理性而系统地阐发了其极具创见的取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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