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提到教育的过分行政化，常听说到的便是大学的过分行政化之弊。——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基础教育又何尝不是呢?如，现在各校流行的检查教师的教案，——其实，对于新教师，第一次接触课文，备课、写教案有作用，但如两、三个循环之后，课本教材又没有变化，写教案就没有必要，很多时候纯粹是没事干找事干——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三天两头的检查，——还有检查学生的作业，并规定、通报各科任教师精批细改的次数，用以评比教师“敬业”的名次，也纯粹是没事干找事干，还评出什么优案之类。建筑工人用的图纸，并不是自己设计的，农民种田，也不写种田案，司机开车仍然不写开车案。教师的教案，本是对记忆力较差的同事用的一种私人笔记，但现在却公而开之检查起来了——也已经很久了。再说评优质课，以评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优劣。这本身也很荒唐，但也早已习非成是了——上课对于教师，就像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司机开车、警察抓小偷、法官判犯人一样，是各自的正常工作，但现在早已评优起来了，于是我有时就想，农民也可以种一天优质田，工人也可以做一天优质工，司机也可以开一天优质车，警察也可以抓一个优质小偷，法官也可以判一个优质犯人(如陈水扁)，于是，对于人类所存在的一切工作和工作过程和活动，都可以盖以“优质”二字，——如巴一脬优质屎，撒一脬优质尿，超生一个优质孩子等等!——而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现在教师这个职业本身在社会上就不优质(连原国家教育部长周济院士也因不优质而年前被免职)，而内部只得评出一些优质课来找心理平衡而自我安慰，从而也自欺欺人。因为，结果优质并不一定非要过程也优质，有时相互之间还相反!即过程越被认为优质，结果反而越劣质。如红军长征的结果可以说是优质的，但那个过程并不能认为优质，而是相当的苦难和惨烈!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优质文学作品无疑，但他写作《红楼梦》时所用的纸，并不一定优质，所用的笔，也不一定优质，用的墨汁，也不一定优质，他写每一个字的姿势，也不一定都优质，他的写作过程是很艰苦的，但在世俗的眼里，艰苦绝对不是优质——否则，人不步行，为何要骑自行车、坐汽车，甚至坐火车、飞机。——如果认为越艰苦越优质，人类就干脆退回原始社会，何必要进行现代化建设?

　　门外汉“专家”朱清时(其实，在一些领域越是“专家”的人，在另一些领域便越有可能成为“门外汉”，这是常识，像青蛙一样能水、气自由两栖的通才，并不是每个人的遗传基因和后天环境都能提供的——再说明白一些，在目前的社会文明程度下，只有较少数的人才能有此天份与机缘——具体比例一个地区和一个地区有差别，并且差别有的还很大——金庸先生深知这一点，在其不少作品中塑造出“内外兼修、正邪并用”的极少的武林顶级高手，读来“引多少读者竞折腰”——顺便提一句，现在很流行的“校长专业化”、“教师专业化”的提法，有很大的误导性，如果“度”把握不好，往往大面积、且较长期的普遍存在：“相当多的教师，从上小学到长大当教师，只读教材及与教学考试直接相关的一点书，知识素养较低，其他素养就更不用提了。”的刘庚子语现象——虽然社会文明进步靠专业分工，但对人的全面发展，像很多事物一样，许多时候却是一把双刃剑——基础教育阶段，对教师不能过分地强调专业化!——否则，刘庚子语现象将导致教师社会地位长期低下，刘庚子语现象如究其竟，即为什么呢?简单的说：不需要，也更容不得。——郑也夫在2009年10月15日《南方周末》上发表的《警惕大人对“小人”的贿赂》一文中：“在中国的学校中，奖励并非不许可一个同学对某一边缘事物建立兴趣，但是它通过将同学们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驱赶到狭窄的科举方向上，从而灭绝了同学们滋生兴趣的心理机制。”——和“同学们”被紧紧捆在一起的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教师们，也岂能倾巢之下有完卵?——刘庚子博士虽博学，但我从他的对中小学教师的以上判断上也判断出，他并没有博学到这一在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多年来长期、普遍存在于眼皮底下的事实。)，在2008年4月24日《南方周末》上《“高校评估该停了”》(其实，基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们及其跟从们，对所辖区的中小学校，随心所欲地统考、评比、通报、检查以至于奖罚，是各地几十年来的习惯做法，教育部看红了脸，一时也越位照样对高校照猫画虎，立即招来各高校为捍卫自己自主办学的合法权利的抨击和非议，——朱清时院士为抗议的代表人物——亦即捍卫自己权利的杰出人物。——刘庚子博士的确见识不够广博，基础教育领域中中小学校里多少年来司空见惯的事情，他却少见多怪。如在《南方周末》2010年6月3日的《内部少折腾，外部少干扰》一文中：“所谓内部折腾，例如时日去此不远之高校达标考评。高校须个个过关，所所高校无不全体动员，依照‘标准’大造其假，还要大做评委的 ‘工作’，高接远送，奉上厚重‘纪念品’。真是不胜其烦，怨声载道。此类‘大跃进’之遗风想来不会重演。”我看后便觉刘博士太专注于高校，而太不知基础教育的具体运行了。很多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对所辖区内中小学校的查检评比之多之严厉，有时一个学期甚至一月内就不止一次，从中自有好处。而今教育部才学步，刘博士便惊讶非议不已!)一文中说“有一些老教授和中年学术带头人，俗称‘大教授’，是学校敦请来给本科生讲课的，我们能像对待中小学教师那样要他们每堂课得写教案吗?”——只要在中小学第一线工作够十年的教师(对于音、美、体专业的同行，顶多一、两年就足够了)，都非常清楚这个话门外汉、想当然到了何种可笑无知的程度。——更不论不在教育行业的门门外外汉了!

　　——我见到这样的话，第一反应是：《南方周末》怎么也刊登这样的话;第二反应是：作为一个专家、院士，怎么说话这么外行和霸道，难道现在中小学教师全部都是三流以外的人，就没有一个能达到对课程熟练到不写教案的程度，——连续在第一线教过十年左右的音、美、体课程的专职教师，也猴子搬包谷，旋搬旋丢，记不住一首歌曲、画不出一张素描、不写教案就不会上一节学生打篮球的体育课——包括本身是篮球一、二级运动员同时又是一、二级裁判员的专业教师。

　　——这句话充分反映了朱院士专业的狭隘和见识的短浅，以及想象力的差劲，他想象不出有些中小学教师对教材的熟练程度达到了完全可以不写教案;他所上学时的给他上过课的中小学教师全部都是照着教案教的一些教书匠——也包括音、美、体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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