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双元制”起源于学徒制度，学徒不仅要学习实用技能还要学习必要的理论知识。1869年，北德意志联邦通过营业条例，彻底废除了有关学徒制度的所有规定，并且规定每个企业主有招收学徒和帮工的自由。1881年，德国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修订了营业条例，详细规定了师傅对徒弟应承担的义务，还规定了学徒年限，强调恢复学徒制。[④]1897年，德国政府颁布了《保护手工业法》，这使得处于低谷的学徒制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此外，1908年，德国政府又颁布了《手工业条例》，强调：凡是进行学徒培训的企业主，首先必须通过“师傅”考试，以此进一步提高学徒培训的地位。这两项保护手工业的法律不仅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为后来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来这种制度发展到学校与企业间的合作中，并受法律的保护和制约，“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推动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巨大发展。

　　美国的社区学院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其发展主要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894年，跃居世界第一。经济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和保障，同时也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压力，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日益增多，于是社区学院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社区学院的前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初级学院，主要是一些中等教育范畴的师范学校、农业学校、机械学校和商业学校逐步办成的。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观念的转变，初级学院出现了多样化的功能，这主要体现在其职业化的趋势上。至20世纪30年代末，多数初级学院开始提供职业课程计划，学术性课程和职业性课程并存。40年代以来，初级学院的职业技术教育课程十分普遍，由于公立的初级学院大多设在社区，而且把社区服务作为其办学宗旨，所以通常称为社区学院。社区学院具有多种办学目标，以满足所在社区的教育、文化、经济各方面发展的需要为中心，为学生所在社区提供费用低廉、实用的中等教育后的职业教育。具有大众性、地区性和职业性特色的社区学院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影响已经波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20世纪20年代，综合技术教育思潮在苏联整个教育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直接决定和指导着当时及以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苏联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其代表人物是列宁及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并且推动了俄共在《党纲》中将综合技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纳入其中。此后，列宁及其夫人继续推动综合技术教育的前进。克鲁普斯卡娅认为，综合技术教育的重点是使学生既能获得一般的劳动技能，又能从技术、劳动组织及劳动过程的社会意义中来理解劳动过程和生产原理等。在综合技术教育的基础上，可以迅速而又牢固地获得某种职业训练。如果能在综合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基础上进行职业教育，那么学生不仅能掌握某种职业技能，而且能获得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在克鲁普斯卡娅的倡导下，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许多学校都组织了小型工厂和教学实验园地，并经常组织学生参观电站、拖拉机站和各种工厂。后来，苏联政府积极倡导整个社会协助学校实现对学生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任务，并且出台了《关于准备实施普及七年制综合技术教育的决定》，大力推动综合技术教育的发展。苏联的综合技术教育及其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说，极大地影响和指导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实践，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发展。

　　“产学合作”最早产生于美国，是美国作为工业教育制度于1906年开始实施的。而日本根据本国国情，在学习借鉴美国“产学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且广泛存在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产业界积极倡导建立“产学合作”的教育体制。1956年，日本政府提出了“关于产学合作的教育制度”的咨询报告;[⑤]同年11月，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发表了“关于技术教育要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意见”，提出“要使理工系统的大学和产业界不断紧密地联系起来”。1957年，该联盟又发表“关于振兴科学技术教育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企业内技术人员的培养制度与定时制高中及函授制高中的联系。1958年，日本设立了“产学合作委员会”;1960年，日本经济同友会发表了“关于产学合作”的政策性文件。到1960年12月，日本内阁制定了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中对产学合作予以规定，从此，产学合作的教育制度得以确立，并加速普遍推行。总之，日本的产学合作教育体制，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发展，二者互相推动。

　　总之，职业教育不论在什么时期，或者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和发展，都对当时当地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熙.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概览[M].海南出版社，2000.

　　[2]吴雪萍.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373.

　　[3]庄国祯.德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条件分析与启示[J].教育发展研究.2005(9).75.

　　[4]赵志群.国际组织职业教育研究对我们的启示[J].职教论坛,2010(9).1.

　　[5]马庆发.当代职业教育新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6]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著.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R].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7]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职业教育与相应要素的关系研究[R].2007,(13).

　　[8]郭健.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论我国职教改革方向[J].继续育研究,2010(6):79-80.

　　[9]李文英.“战后”日本职业教育制度的演进.研究与探索,2010(5):26-28.

　　[10]李运萍.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综述[J].理论研究,2011(6):1-3.

　　[①]李运萍.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综述[J].理论研究,2011(6):1-3.

　　[②]赵志群.国际组织职业教育研究对我们的启示[J].职教论坛,2010(9).1.

　　[③] 郭健.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论我国职教改革方向[J].继续教育研究,2010(6):79-80.

　　[④] 庄国祯.德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条件分析与启示[J].教育发展研究.2005(9).75.

　　[⑤]李文英.“战后”日本职业教育制度的演进.研究与探索,2010(5):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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