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绩效评估来看,我国高校存在程度不同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问题。高投入低产出的原因涉及管理体制、竞争机制等各方面,亟待有效措施给予解决。
关键字:绩效评估;管理体制;措施
一、中国高校绩效评估结果所出现的问题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于09年12月9日发布了《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高校绩效评价是根据“投入产出理论”,从高校资源利用效益方面评价高校的绩效。投入的评价指标涉及科研经费、教育经费、固定资产等14项,产出的指标涉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数、出版专著数、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特等奖数、发明专利授权数等16项。数据统计显示,有近半数高校过去3年“投入多,产出少”,显得“高耗低产”;另有29所高校“产出高于投入”;还有7所高校投入和产出的排名一致,“投入产出相当”。[1]
诚然,大学毕竟不是企业,不能简单地套用企业绩效的模式评价高校,况且各个院校的历史、特色等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在事关投入、产出上,忽略不得,轻视不得。因为这些高校都是国家重点大学,换言之都是公办大学,政府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的投入,其实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即便不从上级主管部门、监管部门的立场出发,从纳税人的角度出发,每个公民也都有权利要求,高校须把钱花到刀刃上,要把花钱的去向记录并公之于众,而不是稀里糊涂一笔账,“崽卖爷田不心疼”,做一些“高耗低产”的事。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所言,“教育是一个公益事业,大学应该也讲投入和产出,你应该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学生。”什么时候大多数人对我们的教育满意了,我们的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无愧于国家的投入。
二、高校高投入低产出的原因
教育投资是决定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依托,教育活动就难以开展。教育投资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再使用形式,它同一国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经济活动的运行提供了大批人才和建设者,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由此,教育投资便成了整体经济投资结构中的一部分,正确认识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极其运行方式,是十分必要的现实问题。尤其在我国受教育人口基数大、教育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教育投资不足,投资渠道多元化格局尚未最后形成,教育投融资机制远未健全,研究和认识我国教育投资的现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高校教育没有摆脱传统教育的模式
中国大学教育模式其实还是一种应试教育的延续模式。目前中国的教育本质上都是知识性教育,即使是大学,也主要是知识灌输性教育,这样的知识灌输性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只能够是大批执行任务者,而不是创新科技者和创新性管理者。这就是说,如果说目前中国的应试教育是以灌输知识位主的话,那么,这种以灌输知识为主的应试教育很难以适应社会创新发展的历史需要的。[3]另一方面,中国大学的潜规则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辅导员评学生的时候基本上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来的,就算一个学生的其他方面以及特长多好,一旦他的学习成绩很差的话,那么他还是什么也没有,例如助学金之类的,也就是说,在大学里面,成绩仍然是老师评一个学生综合素质的标准。这种知识为本以及以成绩来评价学生等种种情况是造成高校低产出的根本原因。
(二)我国公立高校缺乏竞争机制
我国历来重视教育的发展,把教育列为国家发展,全民素质提高的根本。在我国,国家每年拨给高校的款项逐年增加。尤其是对于部署 “985”、“211”类高校投了从上千万元到上亿元不等的经费。[4]这种没有竞争压力的基本是无条件的投入给高校的生命注入的有时不是活水而是一潭死水。与私立高校相比较,国家扶持的公立高校更易存活,但是却发展缓慢,这跟缺乏竞争机制是密不可分的。众所周知,世界前十名的大学多数为美国私立高校。究其原因,与其完善的独立的资金筹集和自我管理机制是分不开的。私立大学能够调动社会各种力量,特别是各种资本为我所用,可以说是举社会之力办教育。资金来源上主要是学生学费,以及辅之以家长、校友基金会、公司的捐赠。
(三)高校官本位的行政管理制度
我国高校管理存在制度性障碍。高校治理包括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其中结构由要素组成,我国公立高校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既有要素方面的,也有整体结构方面的。从整体结构而言,治理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化;从要素方面而言,学术委员会和教代会呈现泛行政化状况,深刻地影响了它们的利益表达功能。[5]总之,对公立高校治理分析都指向了行政权力的膨胀,行政力量的泛化,相比较而言,教师群体在决策中处于弱权地位,而学生群体则处于较边缘化状态。制度性障碍背后反映出的是价值的失落,因而需要通过整体结构来解决。
官本位在我们国家比比皆是。以高校为例,高职校长、书记是副局级,本科是正局级,还有中管副部级的三十来个重点高校。这样一来就有问题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专科想升本科,本科要升为研究型大学的部分原因,破坏了布局结构的协调,学校谋求“往上走”的冲动很大。行政化或官本位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不断地把一些不熟悉教育的人塞给学校。比如一个县委书记或县长升不上去了,但要升一个副局级,于是就调到一个高职当书记甚至校长,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导致学生和学校的利益往往被迫让位。
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高校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民主监督的强烈愿望,也有进行民主监督的能力,民主监督的基础较好,高校纪检、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方式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党派、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广泛的监督渠道基本能够发挥作用。但由于体制等方面原因,监督实际上的“缺位”、弱化的问题与责任主体不到位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因而缺乏有效的腐败“预警”和“发现”机制,腐败问题不能被发现,也就不能查处;价值对腐败问题的惩处也存在失之过宽、过松的问题,造成腐败成本较小,极少数人敢于挑战监督、铤而走险,结果又往往“有惊无险”。高校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提高高校产出的策略
(一)合理分配教育投资,节约资源
教育经费不足是个人理性导致社会的非理性的结果。因此,首先要尽可能地使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一致,节约资源,把有限的资源有计划地投入到教育之中,协调各级各类教育的关系,促进其共同发展。
(二)正确解决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