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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目前，不少学生按一定的套式“构思作文”，把写作看成必须按照“定理”行事的解决数理化习题式的“科学化行为”。有些老师用工艺流程似的方法指导学生制造文章，炮制“模板”，供学生“剪切”、“粘贴”、“复制”，例如：（1）用一两个漂亮句子扣住话题，亮明观点，即所谓凤头。（2）主体部分要排列整齐，尽量用上排比、反问与对偶。古今中外，分几个层次来论题。（3）文末要简洁回扣，来点煽情，这叫豹尾。学生按照这样的作文理论亦步亦趋，理论的规定性多，实践的自由度反而会减少，从而形成写作的程式化现象，其中以“杨朔体”、“秋雨体”和“一件小事体”居多。
一、“杨朔体”写作
 杨朔的文章往往以状物写景为切入点，文章的最后会把对事物的赞美升华到赞扬人的精神和品性，鼓舞人们学习这些美好品质。类似这种开头“托物”，结尾“寄情”，即有所谓的“升华”过程的，可称作“杨朔体”。其写作特点是：先抑后扬；构思方式——言此而意彼；布局公式——像《荔枝蜜》的结尾“这一夜，我梦见自己变成了只小蜜蜂”句式。
 
例文（一）：             家乡的小草
    ……我爱故乡江堤上的小草，我爱它顽强的意志，我爱它毁灭自己、造福人类的精神。我愿做一株小草，增添故乡的春色。
 
例文（二）：             夕阳的后面
    我并不喜欢夕阳，但每当夕阳西下之间，却总要看上它几眼，为什么？不知道。
    记得小时候，我特别爱看夕阳，可每每看夕阳，总会想起夕阳的后面是漆黑的黑夜，心中不免有些害怕。
     ……
    我心中一震，是呀！夕阳的后面仅仅是黑夜吗？夕阳就是了结吗？不！
    朝阳、夕阳一起一落，夕阳、朝阳一落一起，这不正像人生吗？人生一起一落，一落一起本是小事，何须太惆怅呢？
 
 尽管杨朔散文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退出语文课本，但所形成的“杨朔体”写作模式依然存在于各式作文选和老师的头脑中。“杨朔体”散文的易学易仿，且有结尾一个升华情节，符合作文的立意向上、思想健康的标准，很为我们的师生喜爱。
二、“秋雨体”写作
近年来学生作文又喜欢“秋雨体”，即用“视角后转”的言说方式，以文化文学名人为素材、夹叙夹议历史抒情结构，追求诗化表达效果，这种作文语言特点是辞藻“优美”，笔墨“精彩”，如发议论，则具有“哲理散文”的倾向，类似余秋雨似的“文化散文”。 余氏文化散文一般都遵循这样的文本模式：历史故事的讲述 + 传统文化精神的宣讲 + 抒情 + 议论，传统文化精神的宣讲是借助于历史故事来完成的，情感的抒发和对历史故事的议论则是借历史之口表达作者的思想。上世纪九十年代，余秋雨散文是以僵化的杨朔模式的革命者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当其代替前者，成为散文写作的主流模式，又继杨朔散文成为新的话语霸权。下面是一篇高考满分作文里的话—段话：
 
同是长空中的月，老杜发出了“月是故乡明”的感慨；李白则月下独饮，举杯相邀，有了“对影成三人”的慰藉；王维别有一番“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静恬远之情。纳兰性德与众不同的见解让人深思：“下弦不似上弦好！”可是外国诗人加里夸斯德的描写更是匠心独运：“正巧在赤道上，正巧在秋分点，正在午夜，从船上看，满。月，正在中天。”一“满”一“月”，独自成句，体现了万物的对立又统一。
作为应试作文的开篇第一段，这段话的确具有让阅卷老师耳目一新、精神一振的诸多要素：语言的简练流畅，知识的广博丰富。确实很有气势。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段话只是讲了一些中外诗人描写月亮的有关诗句。这种罗列跟题意相去甚远，当年的话题是“感情的亲疏远近与认知的正误深浅”。这样的作文一味追求文采，倾心于辞藻，为使词句靓丽，浓施粉黛，大搞华彩炫目的“真空包装”，炮制豪华的语言外衣，使语言走向浮华，呈现出一片虚假的繁荣，陷入“以辞害意”的泥淖中，使作文变成了华而不实的语言游戏，也就是王荣生先生所批评的“小文人语篇”。这种制造语言的迷宫、醉心于形式的作文，因表达的内容与作文的实际要求并不符合，往往是把内容不自然地往题目上靠，硬贴标签，表面的浮华掩盖不了虚弱的质地。这种仿制余秋雨式的散文仿到的只是形但走了灵魂，不少学生少了余秋雨的几十年生活积淀，自己缺乏文化底蕴，文史知识漏洞百出，写出来的既没有文化又不像散文，“像哪儿捡来似的”门面话，“到处滥用文学的感情和用语”。然而，这种“小文人语篇”的“好作文”却往往得“奖”评“优秀”，无形中诱使学生向他们看齐，这种“美丽诗意”里潜伏着“集体失语”的更大的危险。
三、“一件小事体”写作
写一件事总是。上学捡钱，送奶奶过马路，最后还得来一句“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红领巾”；写难忘的一个人，一定是跟好朋友闹重大矛盾，最后总是在在人家转学的时候和好；写佩服一个人就是让对方的背影高大起来，而自己越来越渺小；文章的结尾，往往还要做上一个梦，变成一只小木船或小蜜蜂。
    学生作文程式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的中小学作文一直为“意义”缠绕，上世纪杨朔的《荔枝蜜》等散文，文章的背后总有一套宏大的叙事，任何一个人物和事件最后都要归结出一个大的“意义”。当杨朔散文式微，余秋雨散文又开始俘获我们的学生。余秋雨散文也是从人物与事件着手，最后也有一个“意义”的归结，即“人类大文化”或“民族大历史”，运用宏大的叙事、宏大的情感和宏大的概念来显示其意义的崇高。老师指导学生作文也过多地关注了作文的“意义”。 一个小学生写了一篇作文《掉牙》，他写道：“我掉了一颗牙感到很害怕，去问奶奶，奶奶说‘还长呢，不要紧’。爷爷也掉了一颗牙，奶奶说‘爷爷老了，掉了就不长了’，于是我感受到老了很可怕，因为牙掉了就咬不动东西了。”达本来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语言，但老师却批道：“没意义”。后来改成：“爷爷有坚强的意志，哪怕只剩一颗牙也是铜嘴钢牙，能咬动任何坚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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