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的美育观可以说是一种以“礼教”和“乐教”为核心，同时暗合“致中和”色彩的思想观念。然而近代以来，西学入侵，这一传统美育观开始受到挑战。现代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即对观念进行了批判和继承。他一方面希望中国“恢复周以前歌乐舞的盛况”，另一方面又对“致中和”思想所暗含的对情感和个性的压制提出了质疑，从而将传统的“怡情说”推向了更为肯定情感的“释情说”。同时“致中和”的思想观念投诸中国的文学作品常会抑制大起大落的悲剧出现，朱光潜先生就此也提出了自己的悲剧观念。

　　[关键词]致中和 朱光潜 情感 美育 悲剧

　　《中庸》一书开篇即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一论述。这实际是从情感的角度切入，谈“中和”的内涵。即人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之情时，内心平静淡然是“中”，而一旦表现出来也能不疾不徐而符合常理，即是“和”。同时，《中庸章句集注》中也记载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由此可知“中和”表述的实际是一种含蓄的性情观。之后，这一暗合“致中和”思想的情感美育观逐渐成为儒家美学的重要概念以及古代美育的主要形态之一。当然，其发展至今，也已经有了不同的现实意义和局限。

　　一、“致中和”美育观中的“礼教”与“乐教”

　　中国传统的美育观可以说是一种以“礼教”和“乐教”为核心，同时暗合“致中和”色彩的思想观念。而所谓的“礼教”与“乐教”实际正是从理与情的角度，阐释只有“合乎请，然后当于理”的状态才符合儒家的美育观点。《礼记》一书记载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变者也”，所以说，乐实际上是情感的抒发和流露，而礼则是对这种情感的宣泄要求节制和适当，即所谓“致于中和”。而《中庸》开篇既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之语，它表明，在儒家的观点中，人生来拥有一种天性，依照这一天性就可以符合道德的教化，而人之所以后天为恶，是受环境和习惯的影响，所以人之修养正是要端正后天的性情，即所谓“怡情养性”。而怡情养性的方式，就是所谓“诗教”和“乐教”。这一发端于先秦的传统情感美育思想在中国延续了近两千年之久，直至近代西方列强入侵，西学东渐，暗合“致中和”观念的传统美育观才受到了挑战。

　　实际上，这种以“礼教”和“乐教”为核心，同时暗合“致中和”色彩的美育观念，仍受一些现代美育观的继承和发展。朱光潜就在其《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他对“礼教”和“乐教”的理解和肯定。朱光潜认为“乐主和，礼主敬，内能和而后外能静”，“乐是内涵，礼是外现，和顺居中，而英华发外”，这实际是运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将乐和礼融为一体，认为情感只有内心和谐，而外露合序才能达到儒家“仁义”的最高境界，即所谓“仁尽于乐，义尽于礼”。他在《谈美感教育》一文中，更为直白地提出“现在我们想要复兴民族，必须恢复周以前歌乐舞的盛况，这就是说，必须提倡普及的美育教育”。他将《诗经》、《礼记》、《左传》诸书中记载的歌乐舞的盛况比作“仿佛是置身近代欧洲社会”，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这种情与理相融合的“礼教”和“乐教”的传承。

　　然而，朱光潜同时又指出，乐和礼除了相生相成的关系之外，若将二者对立看待，则会揭示出另一种现象。即乐是情感的抒发，意志的体现，用处在于宣泄和吐露情怀;礼是言行举止的规范，是仪态制度的约束，用处在调整节制，使人于纾解情感时不至泛滥四溢。进一步地，乐向内寻求的是心中诸多难遣情怀的相生共融，向外则时常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共鸣，即乐最终的归属是和谐划一;而礼，则是身处混乱中力图推行的准则和戒律，它等级分明，直观冷漠，使同者因身份和修养显其差异。比如《乐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这里所说的正是人面对“乐”时的同一和共鸣，然而《中庸》中则提到“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这则说明了“礼”的等级和差异。以“乐”的趋同对比以“礼”的分际，两者之间存在的区别和矛盾也就可见一斑了，即所谓“乐本乎情，而礼则求情当于理”。

　　二、“致中和”美育观中的“情”与“礼”

　　实际上，所谓的情感美育观，究其根源，一直脱离不了对情感与理智，感性与理性关系问题的探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需要我们将情感与理智融为一体看待，同时暗合“中和”的思想，即既要抒发情感而又有所节制。当然，由于将情感与理智联系看待，所以中国古代的“德育”和“美育”实际是很难分开的。即如“致中和”这一情感观，美育更像是一种手段，而德育才是最终的目的。即所谓通过“兴于礼，立于学，成于乐”的美育方式，培养出品德高尚而行事适度的君子。所以《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记载，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 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实际是达“致中和”情感美育的方式，而培养“直而温, 宽而栗, 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的君子，则是这一美育观的目的。即君子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并最终达到“发于情而止于礼”的境界。中国这一“致中和”的美育观几乎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

　　综上所述，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最初的含义是要求内心的和谐和情感的节制，它并不像后来衍生出的一些观点一样，要求对情感加以禁止和摒弃。所以中国古代的美育观注重的是情感的陶冶，是一种怡情养性观，而非对情感的杜绝和扼杀。因而，传统的“致中和”情感美育观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其一，这种美育观是通过“礼教”和“乐教”对人的教化加以实现的;其二，在情感与理智的关系问题上，要求二者和谐划一，即情于心中要含蓄协调，表现出来也要适度节制;其三，与西方美学成为独立学科不同，中国的这种美育观念与道德教化难以分割，即美育与德育在中国古代一直是紧密联系的;其四，正因其对道德的标榜，这一美育观是以培养温和守礼的君子为最终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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