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梳理了达米特关于意义理论的阐述，并探讨他的哲学思路以及其意义理论之于翻译研究的联系。达米特的意义理论为我们重新开启了认识翻译研究的一扇窗户：对语言的研究应同时注意对语言实践和使用以及翻译活动过程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翻译过程中意义在从原语向目的语中传达的过程中意义的传达与再现并从哲学层面阐释读者对于译文的接受过程。

　　关键词：达米特，意义理论，隐含知识，翻译研究，读者

　　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 1925—)是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弗雷格(Frege)研究专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一系列专著, 其主要专著有《弗雷格的语言哲学》(1973) ,《弗雷格哲学的解释》(1981) ,《数学的逻辑基础》(1991) ,《分析哲学的起源》(1993)等等。作为当今哲学领域内颇有影响的活跃者之一，达米特在阐述 20世纪“语言学转向”这一历史性趋势及其内容的分析与建构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新颖论述对语言哲学、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心灵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这种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可。

　　一、达米特的哲学渊源和意义理论：

　　1、达米特与相关哲学家的联系

　　达米特是以研究弗雷格思想而闻名的。格林在《达米特: 语言哲学》的第一章阐述了达米特的哲学中具有弗雷格式的基础, 他从达米特和弗雷格对“涵义 ”和 “指称 ”的论述、弗雷格的柏拉图主义和语境原则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他们之间的关联, 从而表明了弗雷格在思想上对达米特的影响。

　　达米特哲学与维特根斯坦哲学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威尔斯指出达米特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维特根斯坦有关意义和理解的论述。格林更认为维特根斯坦对达米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显示性 ”这个问题上。但据威尔斯分析, 达米特并不认可维特根斯坦的那种哲学方法。因为达米特认为维特根斯坦强调的是分析所提出哲学问题的原因, 而不是解答它。

　　2、达米特的意义理论

　　达米特对于意义理论的探讨其实是将意义放在语言实践活动中进行考察。在他看来,意义理论的中心问题是一门语言的意义理论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具体来说,是我们应该如何说明一门语言中的一个语句的意义。他对于说话者语言知识的阐述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当我们知道一种语言时，我们知道了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know”的概念进行分析。达米特对认知主题关于知识或技能的三种意识程度或认识方式进行了分析：①活动实施者可以对即将实施的每一步活动以及活动即将实施的方式作出明确说明，就像一个不熟悉制作某一道菜的人已经背下了所有的指令一样。此时，某人对如何实施活动的了解是显性的，而且在实施活动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使用这种知识。处于这个层次的意识是最高程度的意识，是完全显性(显性知识)。 ②某人无法言说自己所做之事，即便是通过反思或近距离地反观自身也难以说明。此时，‘知道如何实施该活动’意味着‘因学会做此事而能做’，这种意识是完全隐性的(隐性知识)。③某人可能无法表述自身行为所依据的原则，但若他人向其陈述这些原则时，却仍然能够承认或愿意承认陈述的正确性(即对这些陈述正误与否具有主观判断力;判断知识)。

　　二、达米特意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内在联系

　　达米特的意义理论给翻译研究提出这样一个课题：翻译研究应从语言文本层面转向对语言使用层面的思考。翻译活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字转换过程，翻译的过程涉及到意义的传达以及读者的接受。

　　1. 读者的“隐含知识”与译者的翻译策略

　　接受美学的著名理论家姚斯认为：在由作者、作品和读者构成的三角关系中，文本虽然是创作者艺术活动的成果，是其审美创造主体性的对象化和语符化，文本也因此获得了文学性的特质。可是这种特质在未经审美接受之前只是潜在性的，只是一种可能，它隐藏在文本结构的各个层次之中，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召唤性的结构，等待读者的审美参与。

　　这个潜在也就是伊瑟尔所说的艺术作品中的“未定点”或“空白”。这些“未定点”或“空白”亦即包含于文本中的没有得到质的确认的潜在因素。文本的意义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理解性创造，读者要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填补原文本中的潜在的意义。由此翻译活动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读者和译者所共享的隐含知识。

　　可以说译者与读者所共享的隐含知识越多，那么译者翻译时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应该会越倾向于直译，因为原语与目的语之间的“空白点”并不多，译者不需要将其译出，读者依据自己与译者所共享的隐含知识便可填补那些“空白点”。相反，译者与读者所共享的隐含知识越少，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会多样化。这也就解释了早期的佛经翻译大都采用直译的方法，为什么艰涩难懂的梵文直译过来也能得到传播?中国也是属于佛教大国，这样原语与目的语之间就不存在很多的“未定点”。读者与译者享有充分的“隐含知识”，很多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故即使译者采用直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佛教大国的读者来说，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隐含知识”对译本作出判断。

　　2. 意义理论与读者对译本的接受

　　达米特说:“知道一门语言就是能够使用一门语言;因而一旦我们具有语言知识体现在何处的明晰说明, 我们由此就具有了那种语言的工作的说明; ……反之,……一旦我们能够说清楚某人知道一门语言是怎么一回事 (在知道该语言所有表达式意义的意思上) ,那么我们基本上就能解决涉及意义的每一个问题。” 由此可见，给出说话者的语言知识体现在何处的说明,也就给出了语言如何工作的说明,而语言如何工作的说明就是语言的说话者如何使用语言的说明, 即说话者的语言实践的说明,这就完成了意义理论描述语言实践的任务。

　　意义理论对翻译中文本的意义传达也具有阐释作用。首先有必要说明接受美学的读者中心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期待视野”。“期待视野”是姚斯理论的核心范畴。这一概念脱胎于西方现代哲学阐释学中海德格尔的“前理解”和伽达默尔的“视野”，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已有的经验和素养等会形成对作品的一种潜在的审美期望,它影响读者的阅读接受及效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前理解” 所倚重的正是读者与译者所共享的隐含知识。读者知道关于原语的文化内涵和译者的创作情感时，读者的这种“知道”很大程度上是达米特所说的“隐含知识”。读者对于原语文化和译者创作情感的知晓只能在他能“理解”这种文化的表现中体现出来。尽管他无法向别人展示这种文化的规则是什么样，是怎么在运行的。但他对这种文化的理解也就是他“知道”这种文化的体现。译本意义的传达从读者对译本意义的接受活动中显示出来，而读者对译本的接受又从读者对译本意义的理解中显示出来。可以说意义在从原语向目的语的转换过程中，最终以读者对译本的接受和理解来显示其意义传达的成功。译文读者的的“前理解”越充足则越有利于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传播。换言之，译文读者关于原语文化的“隐含知识”越多，则越有利于译本被读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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