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变革对新教育理论的推动

　　1912年至1927年的十五年间，中国的社会变革从政治上考察，具有全国影响的大事件，一是清政府被推翻，二是袁世凯的复辟及其失败，三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四是国民党的改组及国民革命的兴起。这些大事都对教育改革具有重大影响。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五育并重”的教育宗旨，并进行了教育行政改革，成立教育部，下属一厅、二处、三司。其特点及意义正如时人所评述的“民国教育部官职之特点，即因蔡氏久在欧洲，眼见各国社会教育之发达，深信教育之责任，不仅在教育青年，须兼顾多数年长失学之成人。故草拟官职时，于普通、专门二司外，坚持设立社会教育一司------至今社会教育，引起国人之重视。”民国社会教育的重视对以后的平民教育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二者虽然在主办机构方面不同，但其实施目的是相同的——即使多数年长失学之成人能受教育。

　　袁世凯称帝灭亡后，北洋军阀的统治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内阁总理、教育总长、教育次长象走马灯似的在十几年间更换十余次。根本无暇规划和控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客观上讲，全国的教育处于一种大局失控的状况。但此时的教育实践活动呈现出多元化、自发性的特点。所谓多元化，是指不仅留意于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等传统的直系教育，更关注实业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等旁系教育。所谓自发性是指教育改革大都是民间自发进行的，我国教育界、知识界的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地承担起改造国民、发展新教育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就重视工农运动，尤其注重对工人、农民开展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国民革命兴起，国民党新“三民主义”政策提出“扶助农工”，这也使得工农运动蓬勃开展，革命的工农教育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湖南政治上的大事之一是湖南各界的“驱张运动”。“驱张运动”首先在1919年6月由学生界掀起，继而全省人民起来共同反对张敬尧的暴政。到1920年6月，张敬尧被赶出湖南。驱张运动的胜利，对湖南的民主势力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亦有利于各种教育思想的传播。

　　经济变革对新教育理论的呼唤。

　　“五四”时期中国经济变革的主要特征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引起中国经济结构的大变动。这次大变动从总体上制约着教育改革实践活动。

　　“五四”运动前后，湖南的近代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并引起了湖南经济结构的变动。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近代工矿业很少。官办而规模较大的仅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湖南造币厂、湖南第一纱厂等;由民族资本家创办的也仅有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湖南电灯公司、湖南面粉公司等。这些产业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的掠夺而得不到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才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会，而且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当时湖南特有的可充军火原料的锑、铅、锌等矿砂竞相购买，矿砂价格猛涨，刺激了湖南矿业的迅速发展。当时新化锡矿山一带采矿公司林立，工人由原来的3.4万剧增至10万左右，矿砂最高年产量(1914年)达到80万吨以上;官办水口山铅锌矿亦因矿砂的价格猛涨，生产得到较大发展，工人由原来的2、3千人增至5、6千人，矿砂最高年产量(1916年)达到3万7千余吨。这一时期，矿业销路畅通，利润很大，再度引起了商人和地主官僚的纷纷投资，矿地、矿种日益扩充。据湖南矿业杂志社《湖南矿业之调查》不完全统计，截至1916年，全省新增工矿在8千家以上。这时，湖南矿业得到迅速发展，进入了所谓的“黄金时代”。

　　随着矿业的迅速发展，湖南的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主要是与矿业相联系的炼矿公司发展较为迅速。仅新化锡矿山就先后设立采锑公司30余家。炼矿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以华昌公司为例，1914年至1917年间工人数量即达2万以上。生产数量也不断提高;1914年纯锑产量为1888吨，到1917年，纯锑产量增至8200吨。除炼矿业外，湖南还有一些工业部门，与炼矿业相比较，这些工业部门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当时主要工业部门分布情况详见下面的1912年至1921年湖南主要工业表：

　　名称 创办时间 地点 工人人数 和丰火柴公司 1895年 长沙 700—800人(1920年) 湘鄂印刷公司 1897年 长沙 590人(1921年) 湖南造币厂 1904年 长沙 2200人(1921年) 澧陵瓷业公司 1906年 澧陵 750人(1917年) 华昌炼锑公司 1908年 长沙 20000人(1914—1917年) 湖南第一纱厂 1913年 长沙 1050人(1920年)

　　辛亥革命前后，手工业生产在当时湖南人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长沙是当时手工业的中心，手工工人较为集中，约在2万以上，以织造、泥木两行工人居多，另外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此时亦迅速增加。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湖南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成长。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湖南近代产业工人约有4万余人，比辛亥革命时期增加了3倍，其中工厂工人约有1万5千，矿山工人约有2万3千，铁路、邮电工人约有4千。

　　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湖南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家的三层压迫，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工人每日须工作12至14小时，有时甚至达到18小时;而且工资非常低，劳动和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资本家、业主的压迫和剥削日益加深，迫使工人阶级起来斗争。但是最初工人阶级的罢工和暴动等斗争都处于自发的阶段，斗争的起因，主要是为了反对资本家、工头的虐待和增加工资。由于缺乏知识和教育，工人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行会和迷信的影响，不能组织和团结起来。所以，工人阶级迫切需要文化知识来开发他们的头脑，以利于他们进一步和压迫势力作斗争，这就促使了当时各种教育思潮的产生。

　　另外，“五四”前后昏暗的农村也非常的贫困。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地主的沉重地租、官僚征收的沉重田赋，再加上军阀的混战，“五四”前后湖南农村经济非常凋敝，农民困苦不堪。农民和农村的悲惨境遇也刺激了一些教育团体和教育家到农村去施展，去教育农民，为农民谋福利，从而挽救农村、挽救国家。从而，农村教育、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等多种新教育理论纷纷产生，各种教育思潮、教育运动也此起彼伏。

　　参考文献：

　　蒋维乔：《民国教育部初设时之现状》，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册)，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

　　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卷6)，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页。

　　林增平、范忠程主编：《湖南近现代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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