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策略灵活的相通。二人在原则上是坚定的，但是都非蛮干者，都是非常注重斗争策略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⒅毛泽东的游击战、持久战等军事策略和统一战线等政治策略都将灵活性推向一个极致。鲁迅同样是一个讲究斗争策略的人，并不赞成无谓的牺牲。他在“三·一·八”残案后写到：“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⒆鲁迅“韧”的战斗精神、痛打落水狗等既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也体现了策略的灵活性。毛泽东对鲁迅的斗争策略也是肯定的，在《论鲁迅》中他称鲁迅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⒇。“老练”实际是对鲁迅斗争灵活性的高度肯定。正如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所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21)

　　以上毛泽东推崇鲁迅的四点原因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条是功利性的，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考虑;第二、三、四条是非功利性的，是英雄之间的心神交会。那么，到底前者和后者哪一个是最主要的因素呢?如果是前者，鲁迅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事实上，“现代”的文学家在进入“当代”后都遇到了普遍的艺术困境，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于是，有人便作出推想“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一话题毛泽东本人也谈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22)

　　第二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23)

　　第三次是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泽东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24)

　　从毛泽东的三次谈话中，我们可以读出两层潜在的意思：一是鲁迅遇到艺术困境的可能性很大;二是毛泽东对鲁迅仍然是肯定的，在鲁迅遇到艺术困境时，他不写毛泽东认为是识大体，他敢写毛泽东认为是勇敢，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毛泽东的这种想法早在1934年同冯雪峰的谈话中就有所体现。冯雪峰反映，临时中央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问：“干什么?谁主张的?”冯雪峰解释说：“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毛泽东叹息道：“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25)毛泽东对鲁迅人格、写作上的独立性有着很深的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是简单的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鲁迅作出肯定或是否定。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个人已经被神化的情况下，他对鲁迅的评价仍然是很高的。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为什么没有简单地将鲁迅作为应景之作，作为政治口香糖，我想应该归结为二人在殊途同归处的心神交会。

　　毛泽东与鲁迅，同是20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是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同为思想家、革命家，毛泽东与鲁迅看问题都很深刻，但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因为毛泽东归根结底是政治家，鲁迅人生主要定位为文学家，所以他们所走的路并不相同。毛泽东更多地站在政治家的高度上，指挥枪秆子走着革命救国的路，力图颠覆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鲁迅则从国民的精神切入，走着文学救国的路，力图改造国民，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目的在于“立人”。二人所选择的路虽然不同，但是走这两条路我认为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洞彻中国的社会情状，以便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只有这样毛泽东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鲁迅才能写出《阿Q正传》等直击国民劣根性的不朽之作。也只有这样毛泽东才能读懂鲁迅，以至推崇他。

　　二是原则坚定的硬骨精神，以便毫不妥协地将各自的路走下去。二人所选择的路都荆棘丛生，非有志与力而不能成，面对强大的反动当局，需要同样强大的精神支撑。

　　三是策略灵活的斗争艺术，以便收到好的效应。二人所选择的事业都具有颠覆性，对手异常强大，没有高超的斗争艺术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当毛泽东革命救国的路与鲁迅文学救国的路延伸下去的时候，他们将面对同一个改造对象----旧社会，面对同一个拯救对象——苦难的国民。他们都将对这一对象像医生一样作一番望闻问切，当二人各自用自己的刀做手术，按照自己的诊断下药时，方法虽有差别，但医理不可能没有切合处。正是这种殊途同归，才让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人心神交会，才让前者真心推崇后者，并将其著作陪伴自己一生。

　　(1)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

　　(2)《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4)徐中远《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8月第一版

　　(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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