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历史，我们总能感到为政者与为文者之间关系的紧张与急迫，这一点可以从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绵延不绝的文字狱得到印证。由此，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这一命题一直是众多文论家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且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一个文学家能够得到政治家从现实功利到内心世界的真心推崇绝非易事，毛泽东与鲁迅可谓这绝非易事中的一例，二人的关系拿毛泽东本人的话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⑴。

　　毛泽东多次评价鲁迅，仅《毛泽东选集》中就达20处之多，其中大的评价有两次：

　　第一次是1937年10月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后发表为《论鲁迅》。该文中，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革命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⑵

　　第二次是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该文中，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⑶

　　以上两次对鲁迅的评价，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无人可以企及。如果说这两次评价带有浓厚的现实政治功利需要的话，就不足以说明毛泽东对鲁迅的真心推崇。但是，事实上在很多私下场合毛泽东对鲁迅也是极力推崇的，他本人常读《鲁迅全集》，而且阅读得非常认真仔细，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处，他都一一改正，不仅让女儿等亲近的人多读《鲁迅全集》而且还让高级党政军干部“读点鲁迅”。 据1966年至1976年9月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回忆：毛泽东十分爱读鲁迅的著作，他“在1971年生病以后，用放大镜看书越来越困难。工作人员建议把鲁迅著作印成大字本，他说，国家目前还很困难，印大字本又要花钱。后来，有关方面一是为了毛泽东等老同志阅读鲁迅著作的方便，二是可以馈赠外宾，三是便于长久地保存鲁迅著作，于1972年特意将50 年代出版的带有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他收到一卷就看一卷，当时出版社并没有按原《全集》的顺序送，哪卷印好送哪卷。因为是线装书，字又较大，毛泽东看起来很方便。当时，他对这种新印的线装大字本读得很快，常常这卷看完了，下一卷出版社还没送来。就这样先后延续了几个月，全书才印装完毕。他收到全套的线装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时，也差不多又读了一遍。在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的许多册的封面上，他同样画了一些红圈圈，在书中画了许多红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了1975.8再阅’”⑷可以说《鲁迅全集》是伴随着他一生的书籍之一，足见其对鲁迅的心仪程度。

　　毛泽东如此推崇鲁迅，不能不让人思考其中的原因。在细读《毛泽东文集》和《鲁迅全集》后，我认为原因有四：

　　其一，现实政治的需要。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思考文艺问题首先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文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对此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认为：“在毛泽东的文学主张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左翼文学问题，已被极大地简化、直接化：现实政治是文学的目的，而文学则是政治力量为实现其目标必须选择的手段之一。”⑸毛泽东推崇鲁迅当然有此因素，他的目的就是为文艺工作者树立一个标杆。这一点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可以得到印证，他说：“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⑹同时他还在讲话的结尾表明“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并提出希望“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⑺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就是通过树立鲁迅这个榜样为文艺运动指明方向，这当然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考虑。

　　其二，洞彻世情的灵犀。毛泽东早在1925年就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于社会情状可以说了然于心。在该文中，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⑻而且他把对社会的了解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他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自己“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⑼的主张。基于对中国社会情状的洞彻，他注意到农民问题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并将其作为革命的重要着力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鲁迅对中国社会情状的洞彻使“他领悟到中国社会的病症，精神萎顿更甚于肉体病苦”。⑽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弃医从文前“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⑾基于对中国社会情状的洞彻，他同样将农民作为自己作品的两大对象之一。仅二人都将目光聚焦在农民身上这一点，即可看出二人在对中国社会情状的洞彻上有了切合点，而且二人都抓住了要害。1934年1月，冯雪峰来到了瑞金，二人谈话中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⑿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洞彻，毛泽东在《论鲁迅》中将其概括为“政治的远见”。正是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毛泽东才会将《鲁迅全集》作为自己的革命参考书，并终身熟读不辍。两人虽然从未谋面，但在书中早已是神交已久的知音。因此，与其说毛泽东在读《鲁迅全集》，不如说他是在通过读鲁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情状。

　　其三，硬骨精神的契合。鲁迅是一位文学家，但他的志趣并不在文学本身，而是想利用文学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来改造国民性。所以，他写小说、写杂文，都着重在批判国民身上的劣根性，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⒀。但对社会进行批评，社会就会反过来对他进行压迫。是屈服，还是进行斗争?这就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来了。鲁迅正是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表现出了他的硬骨头精神。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⒁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⒂是鲁迅硬骨头精神的生动写照。毛泽东精神上的硬度是世人皆知的，拿他自己的话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⒃。他对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在《论鲁迅》中给予了这样高度的评价“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边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⒄字里行间，他倾注了对鲁迅硬骨头精神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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