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子宫切除术

　　这个办法和剖腹产术只有一个不同之处，整个手术是为了谋杀胎儿，不是为了救他。这个手术是把肚子切开，直入子宫，取出婴儿，不照顾他，让他死去，或者早在母亲体内先勒死他(胎儿是不能在子宫外被勒死的)。

　　从生理学的视角看，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成为了人显然，从各种堕胎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堕胎本质上是对孕妇体内的胎儿的谋杀，是对一个个体的谋杀!尤其是从现代的堕胎手术来看，我们都会直觉地判断这是“不道德的”，是“恶”的。但当我们运用理性(Vernunft，德)思考时，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三、堕胎决定权与责任的所在——生存权问题

　　从生理学的视角上看，自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始，人便形成了。但是，这个存在着的个体有没有自己的生存权呢?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一个最基本最原始的权利就是生存权，有了生存权，一个人才能谈得上尊严、人格、人权等等。如果没有生存权，便无所谓个体的其他权利。这种生存权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的。但是作为先天的生存权又必须以生存的可能性作为基础。一个自己无法生存的个体，即便赋予了生存权，也是虚无(néant，德)。作为胎儿，他生存所需要的质料都是通过母体获得的，胎儿自己无法向自然界获得任何质料，自然界也不会主动的向胎儿提供任何质料，否则胎儿就可以自己独立成长了。从这点看，胎儿是没有生存权的。胎儿从诞生开始，就是男女交配的结果，在未出生以前所有的生存资料都必须由另一个客体来提供，也就是说，胎儿的肉身在未出生以前，并不属于他自己的。胎儿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客体存在，但是却没有生存权，他只能从另一个客体中来获得生存的能力。既然作为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权，胎儿都不具有，那么就无更多的权利了——更不用讨论胎儿的尊严、人格、人权等等的东西了。

　　胎儿没有生存权，没有其他一切作为人的权利，有的只是个个体的壳，那么，堕胎的权利就不在于胎儿。决定堕胎的主体便成了社会中的人。然而，社会中的人中，谁才有决定堕胎的权利呢?

　　婴儿在未出生以前，完全依赖于母体的生存而生存，如果母体都无法生存，那么也无所谓婴儿的生存了。虽然一个胎儿是由于男女双方交配后的受精卵所产生，从所负担的责任上来看，男女双方都逃脱不了对胎儿的责任，都有权对此指手画脚。但是，当在婴儿未出生以前，他是属于母体的一部分，母体是胎儿根本依赖的主体，母体对此有自主权。假设，堕胎是属于男女双方或更多人共同才能决定的事，那么女方是否要堕胎就很难做出仅仅出自自己意愿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女方受到了另一个个体或者群体的限制，从而严重侵犯了女方作为个体的自主性。

　　受孕者拥有选择是否堕胎的权利，便意味着受孕者负有选择其后果的责任。

　　四、道德绝对命令下的堕胎问题分析

　　康德认为，责任包含着善良意志的概念，是见之于理性的善良意志，责任是道德行为价值的根据和标准，一切行为只有出于责任，才有道德价值，否则就没有道德价值。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所要达到的目标，而是取决于所被规定的理性的绝对命令(Katcgorischerlmpcrativ，德)。人作为自由意志主体，从康德的纯粹理性出发，拥有选择是否堕胎的受孕者堕胎的行为是否道德?

　　第一种形式的绝对命令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②如果受孕者选择堕胎——承认了堕胎可以成为普遍的道德准则去行动——那么她就必须以此准则去行动，并且同时允许他人也能够以此准则去行动。

　　首先，第一种情况是考究作为受孕者的她是否有生存的权利。因为当她出生的那一刻以前，她的母亲仍然可以通过堕胎把她杀死，如果她正在享受着她现在的美好生活，相信她无论如何都不想承认这一切，因为这里关系到她的个人价值。马克思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运用他的智慧与双手，制造劳动工具，从事生产活动，改变生活环境，凡人皆有一种潜在的创造力对他人对社会有利，凡人把内在的价值发挥出来，方能为社会为自己创造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同样，对于未出生的婴儿，他也有内在价值(人的价值在于人有自由意志，在于人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在于人有许多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去追求个人的利益和幸福;胎儿虽然没有这种人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潜在于他这个个体里面，这种价值我把它叫为胎儿的内在价值)。受孕妇在此要感同身受，母体内的胎儿有实现自己内在价值的潜在能力，如果选择了堕胎，那么就否定了他的价值。当这个被接受为道德的普遍准则时，那么作为孕妇者的价值也会受到动摇，整个人类的存在价值都会受到怀疑，每个人都无法肯定自己的价值，因为这个价值来自于母体对胎儿的内在价值的肯定，没有这种肯定便无所谓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有人会提出，当预见到孩子出生后无法生存下去或者死去比生存更快乐的时候，堕胎不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使其一生痛苦不如早早结束生命看来是合乎道德合乎人性的，但这经不起人类理性批判的。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只能预知不能确知，当你作出此种决定时，很显然，你是在替他人作出本不属于你的职权范围之内的决定。对于出生后的婴儿的生活，应该交给已经成为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独立的人——出生后的婴儿——来决定，如果我们过早的为此做决定，我们就侵犯了将来存在的人的权利(胎儿的潜在性权利)，当这个成为人们道德的普遍行为准则的时候，每个人将有决定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权力，那么个人自由将不复存在，人们将会失去自我，导致人的异化，这是完全背离人性的。

　　再者，为了逃避潜在的痛苦，寻求一种快乐的生存法则，有夸大“快乐原则”的嫌疑。作为社会中的人，他会不惜代价去体验现实。在现实中快乐与痛楚交织，当痛楚不是过多时，它还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因为它向我们展现了生活中的危险，有助于我们的自我生存。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即存在着一个快乐的大机器箱， 只要人进去，将会得到通过机械的刺激神经所产生的无限的快乐，使人的欲望得到充分的释放，但是进去的人没有自愿出来过的，都在箱中度过他们最为快乐而又很短的一生。那么，现在请大家自问一下，是否自己会开心的准备进入到这种箱子中去?我们可以从反对参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自我存在的追求虽然限制了对快乐的追求，但不是一个简单妥协的意义上而言，因为赢得快乐明显不是我们最想和最根本想要的重要东西，而只是一个所希望的伴随的希望。相反，现实体验根本无意去阻止生活的满足，它却更是其本质内容。我们的自我生存充满变数，甚至最终肯定会以致命的结局终止，奇怪的是，这个事实却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意义③。作为人的意义关键在于对现实的自我存在的最求，而不仅仅是快乐。选择堕胎将会阻碍了将来存在的人的自我实现。当堕胎成为道德普遍的行为准则，那么将会导致对社会普遍的对自我存在的追求的否定，将会对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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