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必须依靠创新，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该从学校抓起，把创新精神贯穿到各类学校的日常教学中去，使之有利于创新人才的成长。

　　关键词：创新，创新能力，教育

　　今天，我们的党和国家都十分重视创新，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搞了许多“创新工程”、“创新计划”，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因为，我们要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最终要赶上和超过他们，就必须在自主发展科学的同时大力加强对技术的自主研究和开发，但是这一切都得依靠各类创新人才。

　　创新人才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领军人物如群龙无首。2008年12月16日，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名芝加哥公立学校学区首席执行官阿恩·邓肯为新一届政府的教育部长，赋予邓肯提升美国教育竞争力的使命。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说：“如果美国想在明天拥有领先世界的竞争力，就必须在今天拥有领先世界的教育。”2002年1月，美国科学院就如何使美国继续发展向国会提出了建议。出人意料的是，建议中对于特定的学科领域只字未提，而是建议美国政府从现在起，培养一万名好老师，在每个老师的职业生涯中，再培养一千名好学生，这样美国就有救了。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当今屹立世界各国之上，这就归功于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届政府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分不开的。[1]

　　2005年的春节期间，钱学森对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恺切陈词：“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九旬老翁钱学森在抨击当前的教育制度的时候，毫不留情：“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钱学森所指，从本质上说，是今天教育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缺失。

　　首先，我们的教育历来不鼓励创新，从应试教育到应试科研，整个教育体系抹煞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如果小学生、中学生唯一的任务就是考进大学，那么学生一旦考入大学后学习的兴趣就没有了。学习应该是最有乐趣的事情，是一个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现在却成了生命中最痛苦的东西。应试教育、应试科研体系把人培养坏了，最好的学生多半是那些听得最用心、记得最认真、考得最全面的“复读机”。国内有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甚至以政府红头文件形式要求狠抓应试教育，要求老师放手使用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凡是能够提高成绩和升学率的措施就要大胆地使用。再加上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财力不够，绝大多数学校没条件搞小班教学，一堂课几十上百号人听，只好采取填鸭式满堂灌，师生之间互动不足。不像在发达国家，从小学到大学都尽可能实行小班制，讨论式、启发式上课，鼓励学生发表意见，特别是和老师不一致的意见。[2]

　　近日北京学生科技教育成果展示会上，许多中小学校的学生向社会公众展示了他们亲手创作的科技作品，有二十名学生因此获得了“首届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不过在获奖背后，是许多学生“冒着”考不上好高中、好大学的风险。而在一些辅导老师的眼里，学生的创新意识，早已被升学所“绑架”。一位获奖的中学生认为，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感激学校、老师，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即使学习成绩不那么好，但在“科技创新的天地里”依然能受到尊重，辅导老师把他们看成了“宝贝”。他们在思考、创作的时候，很开心、很快乐，根本没有“分数、升学的威胁”。

　　确实，在科技创新、发明创造上，那些平日里只知道埋头苦学的孩子，在创造性思维上并不比那些有思想、爱动脑筋、但学习成绩不怎么优秀的孩子强，这些“较笨”的孩子很专注，经常会产生些怪念头，让辅导老师都很惊讶。

　　然而一些学生要想继续着自己的创新梦想，前提是学习成绩必须优秀。如果考不上好高中，家长就会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因为在分数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学校与学生在创新、发明的意愿非常强，但每当学生升入初三、高二的时候，就因为中考、高考的原因，让很多学生在继续科技创新上打了折扣，意识也逐步减弱。为了考大学就要把一些“古怪念头”、“科学狂想”放弃，几乎成了每个学生无法逃避的宿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些观点被普遍认同：中国学生的数理化成绩要比同龄的美国孩子好，中国学生基础知识要扎实得多，只是创新能力差一些。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对这种观点毫不客气地泼了瓢冷水：“这都是多少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我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有多好!”在美国比较好的中小学校里，中国学生念的功课，他们也都是要学的，而且学得很灵活，绝对不是像中国那样填鸭式地教，学生只知道死记硬背。

　　实际上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一些重大航空航天研究成果起初并不是来源于郑重其事的规划，而是来自于一些“怪想种子”，其中不少是大学生或中小学生的奇思妙想。这些“古怪念头”，并没有受到科学家云集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嘲讽或批驳，而是如获至宝。为了搜索这些科学怪论，美国航空航天局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先进概念研究所”，每年都资助十二个极有创意的“科学狂想”，我国的中学生太空养蚕就是其一。相比之下，中国有时对“科学狂想”过于“讲科学”了，特别是对孩子们的“古怪念头”和创新做法不当一回事，对“异类”的孩子也时常非要把他们纳入某个“标准”或轨道，如中考、高考。

　　今年所谓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偏才怪才几乎没有，每个中学校长为了避免压力，不得不“保守”地选择分数高的孩子，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青少年发明家”，根本没有机会入选。出现这样的状况不仅折射出所谓素质教育与高考入学资格的矛盾，也反映出在如何对待孩子的创新能力和“出格人才”方面的困惑和无奈。我们如果一味坚守高校录取标准，有可能耽误一些奇才，甚至影响到更多孩子热爱科学和创新思维的积极性和行动。

　　许多大学生即使在中国一流高校读了四年书，经常是一堂讨论班也没有上过。很少有一位老师上课时突然转向学生说：“xxx，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没有讨论班，是中国教育的最大缺失之一，其后果也非常严重。从1998年开始，内地高校连续扩招，师学比急剧上升，再加上老教师的退休，学生上课几乎上大课，2-3个班级、甚至4-5个班级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在上海许多高校是普遍现象。基础课上大课还可应付，但一到上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仍上大课的话，教学效果就难于保证，教师与学生难以互动，更不用说讨论、提问和启发式上课。在上海某高校的一次教学质量学生座谈会上，很多同学纷纷提出对于专业课的学习，同学们普遍认为小班教学的效果较好，建议学校能尽量安排小型化的教学。目前全国有不少高校把校区搬到了相对偏远的大学城。老师为减少路途上时间，课程安排就相对集中。在上海松江大学城的七所高校里，有的老师甚至一周就到校一、二天，课程安排的满满当当，好不容易等到下课，学生欲请老师答疑解惑，或者与老师讨论、提问，老师无奈作答：对不起，我还要赶上下一班级的课、回家的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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