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一 “动词+名词”格式 V+N 校训 译文 崇德 崇德明法、弘毅致公 Uphold Morals, Master laws, Firm willpower, Devote the public 修德 修德讲学 Cultivating virtue, Pursuing knowledge 立德 立德敬业博学竞先 Integrity, Professionalism, Erudition and Competence 弘德 弘德明志博学笃行 Noble morality, Erudite, Aiming at absolute perfection 尚德 求是创新尚德勤学 Be Moral, Diligent, True and Creative 敬德 扶伤济世敬德修业 无 进德 进德立业敏学笃行 无 宏德 宏德博学化育天工 无 养德 养德博学求真创新 无 正德 正德厚生笃实敏行 无

　　表二 “名词+名词”格式 N+N 校训 译文 德才 德才兼备知行合一 Combination of moral and talent, cognition and practice 德艺 文舞相融德艺双馨 无 德能 德能兼修知行并重 无 德业 中外求索德业竞进 无

　　表三 “形容词+名词”格式 Adj+N 校训 译文 盛德 博学笃行盛德日新 knowledge, action and virtue 峻德 克明峻德,格物致知 Ke Ming Jun De, Ge Wu Zhi Zhi 厚德 厚德健行 Good virtue and robust practice 在上述三个表中, “德”在原语上分别以“动词+名词”、“名词+名词”和“形容词+名词”三种格式进行了重构, 这种重构可能出于行文或美学诉求, 也可能含有UIS的要求。在译文上, 也有 “动词+名词”、“名词+名词”和“形容词+名词”进行形式对等。 倒是在译语中, 看到了对同一的回归。 不管对“德”有何种诉求, 翻译都归结为moral, virtue 和integrity来表达. 总的来说, 这种倾向主要是人本身的趋异性思维和大学的形象识别功能所致。创新意味着求异, 求异也意味着对传统的重构。 从大的角度来讲, 人类发展需要创新和求异以及对传统进行重构, 但是这种求异和重构会否导致对传统同一的迷失, 这是校训制定者和译者要考虑的。

　　再次,在形象识别上,目的语受众对大学形象和理念形成的识别与同一(the intended audience’s identity with the university and the shared values) 。大学人可以包括几部分: 教师, 学生, 职员和校友。 与校训认同有关的群体可以分为: 国内、国外学子和海外华人以及此域下的预期生源。 校训译文的目的语受众则为在校或预期的国际学生和在聘或非在聘的国际教师以及其他关心大学文化的人。他们通过校训译文对大学形象和理念价值观的识别与认同则会对大学的外宣和盛誉产生积极的效果, 也有益于学校国际招生。但对于以下几条校训的译文, 其传输的理念在认同上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冲突。

　　A.Cultivate talents to rejuvenate the Chinese nation and strive unceasingly* (竢实扬华,自强不息)

　　B. Have moral integrity and learn what is best, live up to our cause and make China strong (明德精学, 笃行致强);

　　C. Loving our country, studying diligently, dealing with concrete matters relating to work and exerting ourselves (爱国勤学务实奋进).

　　在译文C中, our和ourselves可认为是一种关系指示, our country的语义关系指向会直接指向we are members of the country。而此中的the country又会有意识地明示为China, 同样ourselves也会明示为our Chinese。它就与译文A中的the Chinese nation和B中的make China strong产生强烈的意识形态折射。众所周知, 一所国际化大学的在校生、毕业生、预期生源和教职员工都会包括国内和国际两部分, 意识形态蕴意浓厚的校训译文难以达成对校训所传达的理念及价值观的国际性认同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译文外宣的失效。采用不确定人称的泛指关系指示词one’s就回避了这一矛盾。如, cultivate virtue, advance intellect, love one’s people, love one’s country(敦品、励学、爱国、爱人) 。

　　最后, 在文化上, 校训英译应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一(cultural identity with Chinese tradition and culture) 。校训传输的是文化的声音, 这种声音也是传统、理念和共同价值观的回响。 校训英译应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一。笔者做了一个统计, 在2005年中南大学廖靖宇的优秀硕士论文《中国校训大学校训文化的研究》附录171则高校校训中, “德”字校训有40则, 占23%. “学”62则, 占36%, “创新”46则, 占27%, “团结”31则, 占18%。对陈桂生所列101则高校校训做统计则为: “创新”和“团结”分别占37%和48%。[5] 这些比例说明文化传统、理念和共同价值观在校训中有很厚重的回响。这种现象在企业形象识别(CIS)的角度上是受到批评的。 严辉武称之为照搬“标准模式”并认为“标准模式” “除了空洞的口号和形式主义的招牌外, 绝不会产生精神动力效应, 更不要说具备‘识别’的功能” [7] 。 其实从文化的角度来讲, “标准模式”的出现折射出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共同价值观的认同。 体现中华道德根七字言[8] “道、 德、仁、义、礼、知和信”以及对从学者“品学兼优”传统诉求的校训, 在校训这个集群中占有大多数。此外, 这种共同价值观的认同也体现在高校与企业之间, 如“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就为清华大学和稻花香集团所共同持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文化的内向浸染, 说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同一,而这种同一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认知的视阈。问题就在于校训的译文能否找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一并且这种同一是否在译者的意识之中。它是否在译者的“归化”和“异化”的抉择中忽略了翻译的“文化转向”。 文化翻译的本质在于意义而非形式。 如何在寻求同一中成功架设文化平等对话的桥梁应是翻译研究中有意义的课题。有学者认为“对于文化负载词, 如德, 可译为De, the virtue” [9]. 通过英译De与解释性翻译the virtue结合取得翻译的功能对等以达到中西文化的共通, 并在文化交流中保持文化的特性和话语权。张政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在译文中嵌入简洁的注释不失为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10] 在校训的译文实例中, 也能印证这一观点. 如清华大学(新竹)的校训, 通过内嵌注释(built-in commentary) Development of sel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elestial principle of consistency; Cultivation of amplitude in emulation of the earth’s benevolent support of man and nature来达到译文与传统文化的同一,保持文化的特性和跨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 避免文化的同化,并且在UIS上又能与清华大学(北京)区别达到大学形象识别有效性的目的, 虽然在译文行文上并不经济。

　　教育国际化是历史的必然, 高等教育国际化更甚。提供足够的信息为高校的国际国内招生服务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大学形象识别系统作为展现大学形象并在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推介自身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国内外受到普遍认可。我国高校校训是我国厚重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是学校办学历史和校园文化的凝练和浓缩, 是高校信息流里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学校对外宣传自身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输的承载者。校训英译不仅是大学形象识别, 也是一种理念的识别与认同, 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集合中的一个子集。 它首先需要在大学内部形成同一, 其次是文化内的同一最后才会在文化间形成同一。 当然, 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 不同的译语会在一定条件下逐步整合最后走向某种同一。 而关注并认识其同一的问题, 对翻译研究和校训译者的翻译实践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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