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走进牛津、剑桥的人们无不为她们的古典与深沉所动容?为何至今仍有无数学者在为“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经典大学理念振臂高呼?为何一本19世纪纽曼的《大学的理念》至今仍然是高等教育学的经典读物?虽然在西方高等教育史上，每一种新大学的出现都是对传统大学的冲击和背叛，但为何最终这些新大学又都试图回归到传统大学的模式上来?为何那些传统大学到今天依旧以其原始的魅力屹立塔尖，傲视群雄?这就是传统的力量，也可以说是传统大学理念的力量。

　　大学也是在不断创新的。克尔在考察大学的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强调，大学“通过它们内部进行的改革帮助改变世界”[6]。

　　在组织方面，第一次变革的浪潮是大学规模的迅速扩张。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欧各国高等教育规模成倍的增长，至60年代，美国率先完成高等教育普及化，大学生数占到了适龄人口的50%以上。新的高校，如技术大学、学院等纷纷建立;在原有的大学里，规模的扩张则引发高等教育观念、职能、课程、管理、入学等方面的一系列调整。接下来发生在20世纪末的第二次改革浪潮对原有大学的冲击更为明显，大学被强制的受到了更多“金钱的引诱”。 正如阿什比所说：“大学需要完成一种改革，一旦这种改革成功，一切其他改革都可迎刃而解。这就是养成自动地进行大学内部改革以适应社会的能力。”[7]否则，大学会同其他公共机构一样，面临被社会抛弃的危险。

　　在工作方面，大学的工作对象——知识已高度分化，内容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1810年柏林大学成立后，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一个重要职能，进行科技创新开始成为大学的自觉追求。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曙光，而知识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这样，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国际竞争的压力使得世界各国都空前地重视科技发展和知识创新，对于新知识的追逐使得创新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大学不仅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为己任，还直接从事知识的创新，并以其先进的研究成果投人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中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那么很自然的，拥有高新科技知识的大学，就逐步从边缘走向经济社会的中心。

　　但是大学仅仅作为社会变革的被动响应者就足够了吗?大学就不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发源者吗?当然不是。大学之所以具有创新性，不仅是因为社会要求大学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且还是因为大学本身具有创新的诸多内部条件[8]，如大批高水平人才、尖端的仪器和丰富的资料等。不仅牛津、剑桥、耶鲁的坚守与适应值得钦佩，引领大学走出象牙塔、将职能扩展到社会服务的威斯康星同样改写了高等教育的历史;锐意创新，在创新中求稳定的哈佛更加成为了美国大学的王中之王。

　　由上所述，保守与创新的对立统一是大学鲜明的品格，大学的“变”与“不变” 既矛盾又协调。在坚守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做出或适应性的、或引领性的变革，又在创新的过程中谋求稳健，才能使得大学的生命力更加旺盛。

　　三、大学教育，大众的还是精英的?

　　上文也曾提到，大学的规模日益扩张又带来了另外一个新的疑问，即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的矛盾。针对高等教育界大范围的对于学生人数激增会带来教育质量下降的恐慌，克尔给出了明确的回答：高等教育并非失去的乐园，“出现危机的多数是精英高等教育，不是全部高等教育，而且这更多的是特定人们选择的结果，不是一般历史趋势的结果。”[9]

　　在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系统内应该始终存在两个子体系：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标志的精英高等教育体系和以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为标志的大众高等教育体系。不可否认，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阶段不仅是单纯的量变，还引起了一些“质”的变化，大众化高等教育“可能”成为原有精英教育部门的敌人。首先，资金的抢夺。虽然我们难以得知资金是何时何地被大众教育从精英教育手中拿走的，但损失的确存在。第二，控制的增多。大众高等教育更加容易和乐于受社会控制，如果国家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采取某一政策，就为精英教育招惹了更多的束缚。第三，大众教育会导致内部管理的不合适，可能会成为大学教学和科研的潜在破坏因素。第四，大量学生的涌入可能会淹没精英教育部门的设施，造成师生的不满，降低学术标准，第五，毕业生过多会引起就业困难的问题，这还将带来一系列经济和组织上的严重后果。[10]

　　如此看来，有利的方法就是在宏观上对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两个子系统分类指导，引导它们分工合作，而不是将大众化和普及化高教都容纳在精英框架之内。因此要建立一个功能有效分化的新系统，使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各安其位，才能既兼顾高等大众化的要求，又保证精英教育质量。在第一个体系中要坚持以研究为主要目标，给与充足的、稳定的和长期的资金支持及充分的学术空间。克拉克·克尔提出：“拯救一个高等教育的高度选择型部分的最好办法是扩大较次选择型和非选择型部分并提高他们的地位;使高度选择型的部分为了保持它最高水平的知识贡献而失去它在学生总人数和财政资助总数的统治地位。”[11]就是同时严格控制其规模保证其极高的选择性;在第二个系统中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向学生传授实用型专业技能为主要目标。满足学生的受教育需求及社会发展对各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在科尔看来，建立一个完善的同时满足精英和大众两种模式的高等教育系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即使“乐园”已经失落，也是部分地失落，也还能部分地复得。也可以说是“一切并未失去”。

　　大学行至今日，遇到的两难抉择远不止这些。也可以说，大学遇到的问题都是两难问题。正视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种种责问，在困扰中找寻出路，才能促进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完善。在品读克尔博士的这部《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时可以发现，科尔在面对当代美国及世界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时，是严肃理智而又不失信心的。这种面对艰难的困境可以从容分析的智慧非常珍贵。他在汇通古今、放眼未来之后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极富启发意义。

　　[1][2][3] [5] [6] [9] [10][11] 克拉克•克尔著，王承绪译.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4，24，29-31，50-51，51，72-73，80-82，91，

　　[4] 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203

　　[7] 阿什比著，滕大春，滕大生译.科技发达时代的高等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20

　　[8] 潘懋元，刘小强.文化的创新与保守——大学教授的艰难选择[J].教育研究.2008年03期 Three Issues for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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