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世纪以来，大学近千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理念，但传统的理念随着时代巨变开始受到挑战与冲击，并不时面临两难的选择。克拉克•克尔在其著作《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中分析了当代美国和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内部及其与社会存在的冲突，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对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克拉克•克尔;大学理念;两难问题

　　有目共睹，高等教育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变化饱含着希冀与机遇，也充斥着迷惑与指责。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变革本身。但对比于其他领域，大学以其特有的传统为主线缓慢的演变着。在这一路演化之中，大学不时面临一系列理念层面上的两难抉择。大学究竟更应为国家竞争出力，还是更应为全人类的共同进步谋利?大学在面对快速变化的外部条件是否还应坚守传统?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到来之际，大学是否应该抛却精英教育?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克拉克•克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大学是民族的还是国际的?

　　在现代国家制度诞生以前，大学的区域性与国际性的矛盾并不明显。随着近五百年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崛起，民族主义的盛行，世界便成了国家间互相竞争的疆场，而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越来越清晰地告诉我们，科技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大学作为知识与科技创新的重镇，作为各国之间军事和经济竞争的潜在工具，更是被推到了国家发展制胜的风口浪尖。

　　另一方面，大学不仅具有服务社会政治、经济的作用，还被赋予了更高层面、精神的职能，就是要成为一个民族身份的重要方面，成为社会的灵魂和人民大众的精神领袖。正如原北大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所言：“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的标志，真正的一流大学要能对国家起到引领作用，一流大学的水平和高度应该代表这个国家的水平和高度。”历史告诉我们，世界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往往伴随学术中心的转移，如果学术中心未曾跟上步伐，那么该地区就会很快失去经济、文化中心的位置。如此看来，大学和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不可估量。

　　从越来越多的大学变为“公立”就可以看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严格起来了。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国家对大学的管理含有这么多的国家目的。虽然从历史上看，大学并没有完全自治过，但在大学地位更为显赫、职能更为庞大的今天，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空间却相对减少了，大学已经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归到历史上自治的程度了。“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当前的大学首先是一个国家机构，大学里的学者首先是一个公民。

　　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从经济领域蔓延到教育领域，人们对高等教育又萌生了“无边际”的要求。人们开始从教育的产业化、商品化、市场化对高等教育进行重新划分。如今，大学里的信息、知识、学者、还有学生都是流动的，大学与现代文明和知识一起，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全球范围的。所以，如果说近五百年高等教育完成了从普遍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变，那么现在，局部又出现了重新转向普遍主义的趋势，欧盟的出现及其“博洛尼亚进程”就是很典型的现象。并且这第二阶段的“转型期”也将一样长久。

　　大学是国家的，而知识是世界的。也就是说，作为高等教育的实体组织，大学是必然属于民族国家的;而真理是普遍的，在大学中创新出来的知识与技术却承载着推动全人类共同进步的使命。于是大学就处在了“神秘的学术天堂”和“相对现实的人间地狱”的双重身份的矛盾之中。

　　不过在这种种看似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克尔为我们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那就是“国家目的一般完全和学习的国际化一致”[1]。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世界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所有民族国家的局部利益得到最大化的满足，也就相当于全世界的进步。大学通过对人才的培养、对科技的创新来实现自己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不败位置，又通过或贡献或交易信息，最大化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效益，这样，大学通过服务自己的国家来更好的服务于世界。

　　另外，尽管民族国家们不那么热衷对外分享自己的创新成就，但对别国的科技成果都还是很乐于借鉴的。除少数障碍外(克尔概括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四种障碍，即：①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②南北方之间的政治敏感性障碍;③德国学术界长时期的回避状态;④军事和工业技术长期处于机密状态)[2]。在克拉克·克尔看来，障碍尽管存在，但已经呈现逐渐减少的态势，学习的国际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各国普遍都在致力于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现，在证实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可以并存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方案：第一，在局部奉行极端民族主义的地区，学者要坚持“纯粹的学术行为模式”寻求学习国际化的实现;第二，倡导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扶持和促进;第三，重视学术界的国际交流，并为其提供政策和物质支持;第四，各大学可跨国进行共同的课程改革，实现理想中的“全球课堂”和“全球教育”[3]。这些具体建议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勾勒出了行动的框架，实现了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如果说大学的民族化和国际化之间的矛盾是时代的产物，出现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后，那么，大学面对在传统和变革之间的艰难选择可能更为永恒。

　　二、大学应该坚守传统还是不断革新?

　　美国教育家西奥多·姆·赫斯伯格说过：“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保守的机构之一，同时，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伯顿·克拉克将其称为“赫斯伯格矛盾”[4]。如同人的发展受遗传与环境双重因素决定一般，大学既具备她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又同时对社会变革给出一定的回应，及时开拓创新，所以，大学是兼具保守性和创新性的。

　　大学是保守的。目前，世界上成立于1520年之前的，至今仍然形式可辨、功能相似、历史没有中断的公共机构大约有75个，这其中包括61所大学[5]。而其他的封建君王、诸候以及商业行会等均已不复存在。这61所大学基本上仍然在相同的地点、她的建筑风格、教学方法、礼节、师生地位结构等都很好的继承了传统;教授和学生从事着基本相同的任务，学校的管理方式也与过去基本相同;教学、科研与服务是永恒的主题……自中世纪至今，从表面看来，大学是所有公共机构中变化最少的组织。大学还没有过像工业、农业领域那样经历过任何巨大的技术变革。

　　首先，大学的实质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自古以来，大学一直坚守在她教学育人、传承知识的阵地上未曾动摇。离开了这一过程，就不能称其为大学了。其次，在大学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工作模式、信念模式和权力模式。并且大学的历史愈悠久古老，其保守性便愈强烈持久。诸如17、18 世纪牛津、剑桥大学对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抵制，1828 年“耶鲁报告” 对选课制的回击等都是明证。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