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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09年2月10-22日，我参加了山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举办的第44期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虽然短短十几天的培训结束了，但给我们上课的张传曾教授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让我感动的是，张教授的处事为人和做学问的态度，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今后的教学乃至一生。张教授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讲起课来，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言语间不失诙谐幽默，经常引发大家会心的微笑。在他那里，枯燥的语音学理论变得深入浅出，大家听得是津津有味。他经常举一些生动的事例，帮助我们理解，因为他博通古今中外，在课堂上纵横开阖，汪洋恣肆，故事诗句信手拈来，扣题点睛。大家听了或会心微笑，或笔走龙蛇。他的课讲得如此精彩，以至于我每天都得早早赶过去占座位，一到下课休息时间就抓紧去请教他音韵学方面的问题（因为我研究生时代读的是音韵学专业，而张教授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张教授每次总是不顾疲惫，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指点我要看什么书，用什么样的方法学习等等，令我非常感动。不光是对我，对我们这个班来自全省各地的学员张教授始终都是平易近人的，常常是下了课大家排着队去请教他，等到上课了还没有问完，而张教授忙得连水都顾不上喝。
有一次，张教授提到他的恩师--方言学界的前辈袁家骅和殷焕先先生对他的教诲时，不由得热泪盈眶。在场的人也都唏嘘不已。这是多么拳拳的赤子之情。从师如从父，从他对恩师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学者对下一代的关切和爱，如今，张教授把这种传统又延续了下来，今后我也要对我的学生付出更多的爱，让师生间的爱源源不断的延续下去。他讲了几则小故事真的很感动，让我们都为之动容。在五十多年前他读山大本科的时候，师从殷焕先先生。有一次，他的老师殷焕先先生让他把一封信送到当时在青岛避暑并编写教材的袁家骅先生。在出发前，殷先生告诉他说，袁家骅先生是自己的老师，还嘱咐他袁先生身体不好，只允许他在那里坐一刻钟。一刻钟很快就到了，他找了一个机会站起来告辞，袁先生却留他再坐一会。过了一会儿，他又一次起身告辞，袁先生便很和气地问他是不是下午还有要紧的事情，他说了殷先生一刻钟的限制。袁先生听了以后，爽朗地笑了，他说“你回去告诉殷先生，是我留下你多谈一会儿的”。那次谈话不知不觉地竟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后来袁先生主动提出要指导他毕业论文的写作，还说山大没有的图书资料就只管跟他要。说起来，张教授还不能算是袁家骅先生的学生，充其量只能算是他的再传弟子而已，但袁先生却是一心一意地扶持、奖掖张教授。而殷焕先先生则为了提携后学，亲自指导张教授写反对他自己学术观点的文章，这种大度、这种精神是我们今天所难以碰到的。殷焕先先生的老师王力先生赞成“古无去声”观点的，而对王力先生执弟子礼甚恭的殷先生则坚信上古就有去声。1980年殷先生著《上古去声质疑》阐述自己的看法，而张教授那时侯正在阅读当代出土的秦汉竹简帛书，也做了不少卡片，他认为有些材料可以证明古无去声。殷先生听了他的解释后很痛快地说：“把你的看法写成文章好了，咱们师生意见不同也很有趣呀。”他便把有关去声的资料整理出来，写成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论文。在一年多的写作时间里，他一次次地修改，而殷先生也一次又一次地审阅。最终他的文章终于发表了，殷先生比他还要高兴，虽然文章的论点正好与他自己的背道而驰。
时至今日，张教授提起当年两位先生对他的教导都深为感激，因为两位先生当初对他悉心教导，根本不求回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当现在年已古稀经历了许多时事的张传曾教授在我们面前潸然泪下的时候，我们也被这份纯真的师生之情所深深地震撼了。那是一种血浓入情的爱的展示。
最让我钦佩的是，张教授身处逆境时能换位思考，写出洋洋几千字文章，真是可以传为佳话，也为我辈做出楷模。不过我能感受到老师平静的言语背后隐藏着的一段段故事，淡淡的悲伤中又夹杂着怎样坚定的信念。我们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怎能不珍惜时光去努力做出成绩呢？可以说，在课堂上张传曾教授不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知识，更多的是传授给我们学习的方法。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鱼只能救一时之急,而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在课下，张传曾教授把他要再版的一篇文稿让我参考学习，希望我能从中学习一些研究问题的方法，对我的论文写作有所启发帮助。这种对后辈的关爱令我为之感动。这对于之前和张教授从未谋面的我来说，感受到的是一个大学问家的坦荡无私的胸怀。用我们这期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班主任李志华老师的话来总结，张教授的授课就是：道德文章，春秋笔法。与我心有戚戚焉。
我是个天资愚钝的人，但我坚信用张教授课堂上所讲授的学习方法，我最终一定会掌握在许多人看起来很难的包括国际音标等等语音学知识的。我在此想再次向张教授说一声谢谢您！我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像张传曾教授那样的学者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