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怎么编
James Holmes 和Gideon Toury似乎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为我们描绘出翻译研究的“路线图”。他们,准确地说应当是Gideon Toury,把翻译研究分解成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前者又包括理论研究和描述研究,如下图所示:
(Theo Hermans, 2006)
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张“路线图”的缺陷。它过于关注翻译文本,因此忽略了原作,忽略了译者,忽略了译文读者以及翻译过程、译语语境、翻译效果、时代因素等一系列翻译相关因素。如果按照这张“路线图”来描述翻译研究,我们就会忽略许多重要的翻译研究范式,许多翻译理论流派,许多重要的翻译研究成果。一句话,这样的描述将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客观事实是,过去和现在的研究都未遵循这张“路线图”。它不过是一家之言,而非科学的学科框架图,不适合作为编写翻译研究教材的路径。
在笔者看来,翻译研究实际上是围绕两类问题来进行,即翻译的本体问题和非本体问题。本体研究是要揭穿翻译现象的本质,包括翻译的本质、定义、类型、过程等;非本体研究是探讨翻译的具体问题,如翻译行为是如何发生的,翻译产品的面貌特征,影响翻译的系列因素等等。由此,翻译研究的问题可以划分为基本理论问题(本体问题),一般理论问题和具体理论问题(非本体问题)。
关于翻译的本质、定义、过程与类型,中外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有大量的论述。这部分可以立足于国内来编写。一般理论问题包括翻译(实践与理论)史研究,当代译论研究,翻译教学与译员培训研究,翻译方法论研究,机器翻译与翻译工具研究,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研究以及翻译市场化与全球化研究。翻译的具体理论问题包括翻译中的意义问题,文化的异化与归化问题,美学问题,逻辑问题,文体风格问题,时代问题,比喻等特殊语言现象的翻译问题等等。
任何分类都不可避免部分重复的问题。将翻译问题分为基本、一般和具体理论问题也是如此。首先,翻译的基本理论问题在一般理论问题领域也会涉及。其次,翻译中的言与意的问题既是一个具体问题,同时它又牵涉到翻译本质问题的讨论,因此它又是翻译的本体论问题。再次,一般理论问题同具体理论问题也有重复,如文化的异化与归化问题其实是一个翻译方法论问题。这种交叉重合在分类中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是在编写教材时需要确定每一种类型的重心所在,即某一问题的哪一部分应当归入哪一类型来讨论。例如翻译中的意义问题,在讨论翻译的本质时,我们只关注意与言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把意义当作一个抽象的实体来对待;而在具体理论问题中,我们讨论的重心是意义的具体类型及其在不同语境下的传译策略。
由上述讨论,我们似乎可以为翻译研究教材的编写设计一张新的“路线图”,图如下:
翻译研究
基本理论问题 具体理论问题
一般理论问题
逻辑
本质 意义 文化
定义 类型 过程 美学 语体风格
翻译史研究 当代译论研究 翻译工具研究
翻译教学研究 翻译市场研究
实践史 译论史
教材编写 方法研究 翻译测试
国别史 断代史
中国译论 西方译论 机器翻译 翻译软件 词典 本地化
翻译规范(如质量、道德、行业等) 翻译策略 操作流程 价格/利润 全球化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部分一般理论问题。实际上,翻译史已经包含了当代译论。之所以将后者单列,是因为古代译论零散而贫乏,只需略写粗写,而当代译论呈蓬勃发展之势,正是教材介绍的重点,宜辟专章介绍。翻译市场研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目前翻译正朝着市场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翻译的商业化向传统译论发出了挑战,诸如翻译原则、方法、形式等都需要重新思考。目前已有文章对市场化翻译进行探讨。教材介绍和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正视翻译实践发展的现状,一方面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可取的线索和方向。
总之,翻译研究教材的编写不是一件易事。单兵作战难度更大。由各专门领域的翻译学者组成一个集体来编写似乎是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希望一部为大家欢迎的翻译研究教材早日问世。
注释:
[1][2]见网站http://www.researchschool.org 上所载Theo Hermans教授2006年翻译研究夏季培训班(由伦敦大学学院、曼彻斯特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的翻译研究机构联合创办)的讲义Disciplinary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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