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类】 教育科学
【关 键 词】 翻译；研究；教材；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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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摘 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编写《翻译研究》课程教材的必要性，然后就编什么和怎么编两个问题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
关键词：翻译；研究；教材；编写

略谈《翻译研究》课程教材的编写
 
摘 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编写《翻译研究》课程教材的必要性，然后就编什么和怎么编两个问题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
关键词：翻译；研究；教材；编写
 
一、引言
Theo Hermans认为，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material infrastructure)和知识基础(intellectual infrastructure)[1]。物质基础包括协会组织、定期会议、学术杂志、专业课程等；知识基础包括研究范式、方法体系、思想路线即“流派”等。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经过二千多年的积累，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物质和知识基础：有以国际译联为塔尖的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协会组织结构，有各级译联每年举办的国际国内会议，有Babel、《中国翻译》等重要的学术杂志，有St. Jerome Publishing、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等专业翻译出版机构，有面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各种专业课程，有由翻译职业者、翻译教师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组成的研究群体，有各种翻译论集、百科全书、专门性著作，有语言学派、文艺学派、文化学派、等值等效、直译意译等研究范式和学派，有经验研究、描述研究、语料库研究等方法体系。一句话，翻译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
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仍然没有一部关于这门学科的比较完整的综述性著作。Hermans指出，直到现在我们仍未看到一本对翻译研究进行总体描述的著作，更不用说普遍认可的此类教材或者著作[2]。他认为，下面四本书可以作为《翻译研究》课程的参考读物：
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1993, revised edition 2001)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2001)
Basil Hatim and Jeremy Munday, Translation.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 (2004)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000, revised edition 2004)其中，Jeremy Munday的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值得一提。Theo Hermans和Mona Baker二位教授均推荐此书作为笔者所授《翻译研究》课程的教材。据作者本人介绍，该书正由国内学者翻译成中文，即将出版。笔者思考再三，觉得用此书作教材还有缺欠：它忽略了翻译史中的一些环节，翻译教学、译员培训、机器翻译、翻译市场以及翻译具体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只字未提。国内情形类似。由外教社出版的吕俊、侯向群二位老师编著的外语专业研究生教材《英汉翻译教程》，内容不适合作为翻译研究课程的教材。外研社出版的范守义教授的《翻译研究：另类视野》，不是一般性归纳论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湖北教育出版社以及外教社出版的国内外系列翻译著作，几乎都是从某一特殊视角研究翻译，不适合作为概论性教材。黄忠廉教授的《科学翻译学》对翻译研究的介绍比较全面，但重心倾向科技翻译。国内翻译研究课程的老师们多是利用现有翻译研究资源，按照自己对该学科的理解，自编讲义。这样，在《翻译研究》课程的教学上就出现了各自为政的情况。
翻译研究教材的编写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翻译研究，涉及面如此之广，研究范式、方法、目的如此丰富多样，文献数量如此之大，有争议的问题如此之多。正如Hermans所说，没有人能够描绘出翻译研究的全景。而翻译理论的教学实际又需要有学者或者学者集体，勇肩重担，为语言专业以及文学、文化、哲学、历史、甚至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生，编写一本介绍翻译研究的导论或简明教程。
 
二、编什么
翻译研究，顾名思义，是以翻译现象为研究对象，探讨和解决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学科始创者James S. Holmes(1972) 将翻译研究定义为“围绕翻译行为(translating)和翻译产品(translations)的各种问题的复合体”。至于是哪些问题，我们只要浏览一下1999-2000年各种国际翻译研讨会的主题，就能见其大概：
• translation and training translators (Bratislava, Slovakia);
• literary translation (Mons, Belgium);
•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UMIST, Manchester, UK);
• gender and translation (Norwich, UK);
• translation as/at the crossroads of culture (Lisbon, Portugal);
•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angiers, Morocco);
• legal translation (Geneva, Switzerland);
• translation and meaning (Maastricht, the Netherlands and Lodz, Poland);
•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eon, Spain);
• transadaptation and pedagogical challenges (Turku, Finland);
• translation-focus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etoria, South Africa and Salvador, Brazil).
(Jeremy Munday, 20001)
当然，《翻译研究》教程不必同时也不可能编成一部囊括古今中外的翻译理论研究成果的翻译大全或者翻译百科全书。科学的内容选择定位应当是国内外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成果。问题是，翻译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何取何舍？辜正坤教授的一段话似乎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他说：“中国翻译理论界近数十年来的焦点是翻译标准问题。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早就在世界翻译界居领先地位。西方翻译界主要是在论述翻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至于理论的影响大小，并不常常与其实际成就相关，而与理论界的推销炒作相关，尤其与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政治势力相关。”[3]
他的话给我们的启迪是：教材编写要反对崇洋媚外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的两极倾向。我们之所以不采用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之类的国外翻译研究导论性著作作为教材，是因为它们对翻译研究成果的归纳不够完整，特别是完全忽略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突出成果。因此，不分青红皂白的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这就要求我们独立自主地创造。创造要以我为主，兼顾“他者”，因为客观事实是“西方翻译界在论述翻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翻译研究有无时间分野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翻译标准的讨论，在中国古已有之，并非是最近几十年或者百年的事。笔者认为，古人今人的论述，都是翻译研究话语，不能薄古厚今，只能根据翻译研究的真实状况，略写古代，详写当代，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当代。同理，多而概写西方，简而精写中国。“以我为主”并不意味着忽视甚至拒斥西方翻译理论，这不是客观科学的态度。西方的翻译研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如翻译与语言学、文学、文化(思潮)、哲学甚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上成果显著，是教材编写的重心。
中国的翻译理论，除了翻译标准的讨论外，同样具有特色的是语言对比研究(如英汉语对比研究)，特别是许渊冲、刘宓庆等人的译论。许渊冲除了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翻译标准论外，他的等化、浅化、深化的“三化”翻译方法论，知之、好之、乐之的“三之”翻译功能论，“竞赛论”和“优胜论”的文化翻译观都是极具特色、值得介绍的。刘宓庆更是从翻译教学、美学、文化、哲学等多角度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翻译理论体系，更是教材编写者需要浓墨介绍的内容。此外，辜正坤教授的玄翻译学、黄忠廉教授的变译理论等在教材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而那些附和西方翻译研究话语的研究成果则可不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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