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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吾尔传统生活习俗中的生态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
在维吾尔民俗中也体现着大量的生态自然观, 并已渗透到维吾尔族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维吾尔族人挖渠时种杨树、建磨坊时种柳树、屋后建果林、庭前种葡萄。没劳力的孤寡人家也栽种葫芦、南瓜、紫茉莉和牵牛花来美化庭院。葫芦可作器皿、药罐、装饰品。按维吾尔族风俗, 葫芦可以嫩食时, 每家每年要吃一顿葫芦饭以避邪驱晦。维吾尔民族在哪里安家落户, 首先要在那里种树。从夯院墙到上房梁, 至少费时三度春秋, 待入住时就桑杏开花, 榆杨成荫了。没有种植花草、果树的维吾尔族人家很少见。甚至在墓地上也种树养花, 祝愿亡灵灵魂像树一样常青。在南疆, 常见送葬队伍前有一人拿着树枝引路, 入葬后, 将树枝种在墓旁, 由亲戚常来浇水。在干旱、缺水地区, 往往以竿代树。和田的沙漠麻扎上就竖立着树竿与树枝, 这就是南疆人民与树共生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南疆的部分著名麻扎至今仍拥有罕见的大面积的石榴园、苹果园,这里虫鸣鸟叫, 野鸽群栖, 已成为国家级园林保护单位。坏人、小偷从不敢去麻扎, 怕受到神灵惩罚,或嘴脚歪斜、或得不治之症。更没人敢毁麻扎之树。至今, 民间仍有向树求子、求寿、求健康的习俗。新疆茂密的绿洲和庭院生态美就是由此而来的。喀喇汗王朝时期, 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写道: “环郭数十里皆园林也。家必有园, 园必成趣, 桃李延连, 此一时之盛也”, “郭西, 园林相接百余里。”这里描写的园林胜景反映了维吾尔族特有的果园文化 , 新疆也因此被称为“瓜果之乡”。瓜果的种植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营养, 而且扩大了绿洲面积, 能起到防沙、治沙的作用。既使在城市, 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快餐厅、宴会厅的环境中也有盆栽石榴、盆栽无花果、盆栽葡萄组成的绿色走廊, 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大自然和绿色的向往。维吾尔族祖先有“路不清洁, 房子也会不清洁”的观念, 他们习惯于清除在大小路上遇到的人和动物的粪、石头、枝草荆棘。入院、上炕前习惯于脱套鞋或擦拭鞋底。并认为“如果太阳看到大地上的秽物和有臭味的东西, 就会诅咒人类倒霉”。维吾尔族人焚烧莳萝、青兰、千日红等植物除虫, 在屋子里养花, 在自留地里栽培胡荽、藿香等蔬菜, 通过这种传统的空气洁净法来预防感冒、头痛及某些呼吸道疾病。他们还重视饮用水的清洁, 不在泉头、渠首洗澡, 用过一次的水不再重复使用, 即使洗脸水也要和饮用水一样清洁。维吾尔族人有着爱护花鸟的独房若愚,如播种时祈祷说: “下种既为我也为飞禽走兽”; 上坟时为鸟类撒放粮食但不能惊飞它们;在庭院放置鸟类喝水装置等。维吾尔族敬绿色为生命, 认为“栽树或种田而被飞禽或人畜所食, 被食用部分即为施舍善行”, 给花浇水也是善行, 花草枯死时向植物表明歉意。维吾尔族将动植物和湖泉名称广泛运用于人名、地名。如地名中的阔什特热克( 双杨树) 、阿里米力克( 苹果园) 等; 人名中的苏皮尔各阿洪( 苕帚) 、萨姆蒴克( 大蒜) 、夏木夏特( 云杉) 、阿娜汗( 石榴花) 、巴哈尔古丽( 迎春花) 、库勒艾尔肯( 湖水) 等。所以即使在“乱砍乱伐”时期, 具有500~1000年树龄的梧桐、核桃、无花果等古树及化石在天山南北也得以保留。
恩格斯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与天地相参,是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尽管历代都不免有破坏现象,但与西方从雅典时代开始,就走上的征服万物与自然之路有本质区别。在维吾尔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 维吾尔传统文化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不仅建立在文化与艺术基础上,也建立在淳朴的民风之上。 吴国盛在《现代化的忧思》中讲道:“一切保护环境的主张,浅层的依据是保护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与延续,维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深层的依据则来自对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科学价值的理解。”然而,在商品经济浪潮中,一种商品一旦发现其使用价值,人们往往蜂拥而上,时至今日,对维吾尔传统文化以及自然的掠夺已形成巨大惯性,屡刹不止。玛雅文明的覆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坍塌,都是牺牲品。回顾我们世代演绎着的“天人合一”的持续发展思想,是为了更好地构筑未来,也许严峻的现实正慢慢唤醒了人类的良知,但是,对于新疆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了保证新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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