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否定《资本论》的做法，是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混为一谈，说它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是“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他还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同价值论一样，无非是“单纯的公式”，“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据此，伯恩施坦认为：“仅仅根据工人不能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这一事实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的”。[2]P122所以他引进了需求、爱好和效用等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理论结合起来，企图用柏姆——巴维克的庸俗经济学否定和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再次，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伯恩施坦把“阶级调和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用资产阶级国会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始终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但伯恩施坦却极力反对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他诬蔑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是“布朗基主义”，是“无谓的生存牺牲”;他攻击恩格斯“经常重提‘革命权’，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权宜之计，是至少在形式上还培植一件人们事实上已经束之高阁的事情，是一种给假花浇水的做法”。[2]P238伯恩施坦的错误在于他无原则地全盘否定暴力革命的恶劣态度，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社会变革是否用暴力进行并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而且还要取决于或者主要取决于统治阶级。波普尔对此评论说，伯恩施坦反对一切暴力革命的立场表明他“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它只不过是为一种严格的民主的和非暴力的工人运动辩护”。[5]P243

　　伯恩施坦对无产阶级专政深恶痛绝，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发展，“阶级专政”已成为多余了。他说：“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实践上都已站在议会工作、比例人民代表制和人民立法的立场上的这一时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这一词句今天已经如此过时”。[6]P195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隔世遗传”[6]P89伯恩施坦后来疯狂反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由此观之也就不足为奇了。

　　伯恩施坦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更是深信不疑，他认为，议会民主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人有了投票权和参政权，因此，无需通过暴力革命就可以掌握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民主选举权是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更大权利和贯彻更多的旨在改造社会的措施所能运用的巨大杠杆”。[7]P19

　　总之，“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句伯恩施坦的“名言”高度概括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整个观点，伯恩施坦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看作是延期到希腊人的“朔日”(遥遥无期的一天——作者注)，他取消社会主义“最终的目的”的实质是骗人的假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二、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批判

　　在伯恩施坦的《前提和任务》一书出版后不久，1899年3-4月，考茨基就在《前进报》、《新时代》上连续发表文章，其中最有代表的是《伯恩施坦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伯恩施坦和辩证法》、《伯恩施坦论价值学说和阶级》，它们对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详尽的批判。1899年9月，考茨基在总结之前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了题为《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著作。《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全书分为《方法》、《纲领》和《策略》三个篇章。这是他“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8]P101此著后来得到倍倍尔的高度评价：“关于伯恩施坦观点的讨论持续了整个一年，考茨基的著名著作可以说是使这场讨论暂时告一段落。”[1]P183

　　(一)考茨基在斯图加特大会前后，已经开始意识到与伯恩施坦之间不可避免要进行一场斗争 对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理论观点的批判，考茨基最初并没有站出来，而是以“沉默”的方式向伯恩施坦的观点表示疑义。其实，考茨基早就意识到要同伯恩施坦进行斗争，1898年4月，他在给维·阿德勒的信中就曾对伯恩施坦这样进行评价：“不能说他已经背叛，也就是说已经投向敌人方面。但是爱德华变得抱怀疑主义态度了，怀疑得很厉害，超过他的文章给人的预感。”“如果他不改变现在的环境，我担心我们将失去他。”[1]P4考茨基后来发现，伯恩施坦已经是“不会改邪归正了”。

　　在斯图加特大会结束后不久，考茨基在给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针对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说：“您宣称价值理论、辨证法……《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说实在的，就你目前的态度讲，……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搞调和，这我是不能帮忙的，不仅如此，我一定要坚决斗争。”[1]P77考茨基表态提出将会对伯恩施坦进行斗争。

　　(二)考茨基在《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中对伯恩施坦进行了系统的批驳 考茨基参加了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在《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1899年)一书和一系列文章、书信中对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特别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了驳斥。

　　首先，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进行了辩驳 考茨基认为，想要详细讨论方法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他还是从阐明马克思主义“方法”入手，展开对伯恩施坦理论的批判，这也是《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一书的重要特色。在考茨基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决定性的是方法，而不是结论。结论是能够改变的，有些结论就已经改变，还有些结论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继续改变。发展过程不仅提供研究的新的事实，而且还提供了研究的新手段。我们在某些方面作出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共产党宣言》时的判断，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共产党宣言》用以得出结论的方法，却愈益光辉地被证明是正确的。”[9]P38在对社会问题分析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伯恩施坦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是历史的必然，给社会主义以唯物史观的论证完全成为多余的了。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诋毁，除了唯物史观外，还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进行了攻击。伯恩施坦断言，辩证法似乎能导致对社会生活的任意解释。与此相反，考茨基却认为，倘若不了解辨证法，那就不可能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成就，在他看来，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法都抽掉了，那马克思主义就什么也没有了。而辨证法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伯恩施坦在《前提和任务》中对辩证法的责难，实际上是变成了对马克思的“方法”的责难，变成了对这种“方法”的最成熟的、最光辉的产物——《资本论》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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