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伯恩施坦在《前提和任务》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等方面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理论体系展开了系统的批判，研究伯恩施坦有必要把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批判结合起来，这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考茨基;伯恩施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科学性

　　导 言

　　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1850年1月6日生于柏林一个火车司机之家。1872年4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拉萨尔、杜林等人以及费边主义、工联主义等等派别思想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者。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特别是在1896年10月-1898年6月间，伯恩施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陆续发表了6篇文章。1899年2月，出版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简称《前提和任务》)一书，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攻击，成为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纲领和宣言。1901年5月，伯恩施坦在柏林“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发表了题为“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演说，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伯恩施坦在演说中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科学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吗?它怎样才是可能的?”首先，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界定，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可以是关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观念、概念和学说。当然，也可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争取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运动。但是，无论是把它理解为状态、学说还是理解为运动，社会主义在这里总是同一种理想主义的因素联结在一起的，或者是这一理想本身，或者是朝着这样一种理想发展的运动。在他看来，“没有一种主义是科学。我们用主义所表示的是观点、倾向以及思想或要求的体系，但不是科学。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基石是经验，科学是建立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1]P367他说：“科学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必需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合理地向一个想要创造崭新事物的运动的学说要求多大程度的科学社会主义，它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1]P369后来，他继续写了许多论著，坚持和宣扬修正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进行质疑和否定。

　　一、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否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比它先前的所有社会制度都更为进步，但是，它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它自身无法克服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为一个更高类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因此，“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伯恩施坦却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比《共产党宣言》预想的时间要长得多，他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进而怀疑和否定这一规律的科学性。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在“批评自由“的幌子下，在打着“发展”、“完善”、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

　　首先，在哲学方面，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为庸俗的“经济史观”和“历史宿命论”，并加以批驳，主张“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对“新康德主义”的信奉使伯恩施坦反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以唯物史观为依据的一种社会制度，强调应该把社会主义视为从人的本性中生出的伦理要求。他批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把伦理作为基本力量，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中只有一点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贯穿着它的判断的伦理观或正义观。” [2]P283所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康德的伦理学而不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用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的目的是蔑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且用庸俗的“进化论”来偷换革命的辨证法，企图调和以至消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说什么：“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2]P56用所谓“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伯恩施坦离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奢谈伦理问题、从人的伦理要求出发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并以此来代替唯物史观的恶劣做法，最后导致他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丧失了兴趣，并提出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改良主义总公式，他说：“我坦白说，我对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2]P40

　　伯恩施坦不把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及剥夺资本家这两件事当作最终目的，而是把运动所促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点滴进步当作最终目的，他的修正主义的改良本质在此便昭然若揭了。对此，列宁入木三分地批判道：“伯恩施坦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3]P17

　　其次，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伯恩施坦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混为一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的论断，从而在根本上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前者宣布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后者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并为前者提供科学的理论论证。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充分而完整的体现。

　　伯恩施坦很清楚这两部作品的分量。他深知，要从根本上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必须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首先否定掉马克思的这两部著作。伯恩施坦根据所谓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混淆是非，说什么“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基本上不存在了。在他看来，由于卡特尔、托拉斯、信用制度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具有很大的“适应性”， 这些的出现能使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消除危机。他通过故意夸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些机能的作用的办法来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他说：“至少就卡特尔和托拉斯而论，我觉得有不多情况是与后一假设抵触的。存在着十分多样的形式和适应能力……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工业家组织的扩展，这些都是事实，完全不能设想它们对于生产活动与市场状况的关系没有重大影响。因此非常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4]P192他认为，中小企业的存在，表现出了很大的“适应性”，大企业增长的趋势，只是工业的“不断的运动”中的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对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来说，完全是“次要的”。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论”是没有根据的，资本主义自身已经产生了克服经济危机的种种条件，所以“过去发生的危机不再重演了。”此外，伯恩施坦还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进行了“修正”。1898年10月，他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并指出，“灾变论的信徒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为根据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都没有道理。……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1]P38-39伯恩施坦抛弃了资本主义崩溃论，也就否定了《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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