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叙事研究是指抓住人类经验的故事性特征进行研究,并用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的一种研究方式。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学术界开始了哲学的转向,人们开始考虑到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对其研究不能一味的追求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种背景下,叙事研究焕发出勃勃生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叙事方法有其独特的流程: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解构关于问题现象的潜在观念—把握现象,进行深度描述—化约现象,进行解释性理解——形成扎根理论。叙事研究的方法是客观的,不是纯主观的;并且有其独特的理论性和独特的解释力。
[关键词]叙事研究;扎根理论;合理性
叙事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20世纪中后期,叙事研究开始被引入到教育研究领域,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分支。近几年,这种研究方法逐渐在教育理论界和实践领域流行起来,特别是中小学教师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加入了“叙事研究”的队伍。这种现象,竟然出乎最早把叙事研究引进我国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意料[①]。
那么,什么是叙事研究?叙事研究缘何而兴起?以及这种研究方法如何进行具体的实施?以及叙事研究合理性是否存在?对这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利于在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教育研究。
一、“叙事”的来龙去脉
人生具有鲜明的故事特征,我们的经历就是故事,有人、有事、有场景、有时间、有感受、有思想、有意义。人生就是故事,人是在故事中成长的。《辞海》中说,故事是“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叙述”;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生动性和连贯性”[②]。
正因为生活经历本身具有鲜明的故事特征,因此,在教育领域呈现和挖掘故事也是非常重要的。叙事是我们头脑中进行的一种日常的、普遍的活动,叙事法是认识人类行为和经验的重要方法。通过思考过去是怎样的,以及未来可能是怎样的,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现在。
“叙事主义者相信,人类经验基本是故事经验;人类不仅依赖故事而生,而且是故事的组织者。进而,他们还相信,研究人的最佳方式是抓住人类经验的故事性特征,记录有关教育经验的故事同时,撰写有关教育经验的其他阐述行故事。这种复杂的撰写的故事就被称为叙事(Narrative)。写的好的故事接近经验,因为它们是人类经验的表述,同时它们也接近理论,因为它们给出的叙事给出的叙事对参与者和读者有教育意义。”[③]教育领域叙事研究的代表人物康奈利和克兰迪宁说:“叙事研究是理解经验的一种方式”[④]
由此,所谓的叙事研究,就是抓住人类经验的故事性特征进行研究,并用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的一种研究方式。所谓故事性特征,可简要概括为:情境性、时间性、主观性。可以说,叙事研究关注的是在一定的场景和时间中,发生着什么事情,主人公是如何思考、筹划、应对、感受、理解这些事情的。
叙事研究属于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质的研究范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区别于建立在实证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也区别于建立在形而上哲学基础上的定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叙事研究的兴起,在西方是最近20年的事情,而在我国则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过去,叙事研究好像与“教育研究”相距甚远、没有什么关联,今天却被看作“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之一种[⑤],步入教育研究之殿堂,越来越被人重视。那么为什么近几年叙事研究会兴起,兴起的原因是什么?
二、“叙事”的兴起之缘
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引入教育领域,在国外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在国内的时间则更短,但却凭着亲切的研究风格赢得了研究者的青睐。它的兴起并非空穴来风,它之所以能在教育研究领域焕发勃勃生机,由以下几个缘由:
(一)世界的转向: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萌生
在西方当资本主义利用现代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类开始出现种种不幸,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恶化——环境污染、沙漠的扩张、温室效应到核能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对个体生存方式、生活活动的钳制,市场的膨胀和信仰的失落,精神家园的失陷等,“现代性”都难逃其责。反思和批判现代性便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和共同特征。正如格里芬所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⑥]后现代主义者首先对“现代性”有一个定位,即笛卡儿以来哲学和文化中的主体哲学、基础主义、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科学主义至上的趋势及现象,因此,“功利”、“占有”、“征服”、“中心”、“权威”以及“主体与客体”等词汇成为后现代主义频繁批驳的对象。
同时,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也与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和网络化社会和服务业超过工业成为经济的最主要支柱是其特征——的来临有一定关系,因为这样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要求开放的平等的人际关系,即人人有发言权,尊重差异和回归丰富的“生活世界”。
在这样社会现实背景下,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表象主义。后现代哲人们摒弃那种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对一切合法性的根基加以质疑。在他们看来,任何体系赖以建成的一切概念都是与对象非同一性的,人因其有限性不能超越自身去把握宇宙规律和世界整体;同一种事物、同一种现象,用不同眼光,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后现代哲学倡言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摆脱对概念的崇拜,研究被中心同一性哲学所放逐的非概念性、个体性、特殊性。在“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有权要求被理解”的信念下尽可能尊重差异,拒绝现代学术讨论中宏大、整体、理性的风格。法国理论家利奥塔德(Lyotard J-F)把以理性化为基础的人类进步故事的宏大叙事称为元叙事,公开宣布“元话语”和“元叙事”的无效,以“小型叙事”替代“重复叙事”,[⑦]试图通过对日常生活进行话语分析去震撼和触动读者,而不是以逻辑、理性来赢得读者。
因此,在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在对带有“现代性”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兴起了叙事研究这种渗透着后现代意识的研究方法。
(二)理论的转向:哲学的人文主义趋向
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认识方式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突出体现为被广泛推崇的客观主义知识观:认为认识过程是人对客观事物的镜式反映,强调知识的客观性、普适性、价值中立性。17世纪以来,这种知识观因其丰富的认识成果和巨大的社会效益更是成为人类广泛认同的知识“范式”。但是,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对知识客观性的盲目崇拜和无休止的追求,导致了理智与情感、科学与人性、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普遍大众之间的内在分裂,导致了人的物化,对人类历史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