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的实证分析法体现在他所描绘的政治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琐事”。 在他看来，个人阴谋、标新立异的虚荣心和冒险家的密谋所起的作用几乎与真正的阶级对立一样重要。除了阶级利益和阶级偏见之外，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也在互相激荡并且使冲突尖锐化，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垮台，特别是对于它垮台的方式，一些人的错误和另一些人的老练的阴谋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2][P26]

　　接下来，伯恩施坦以当时不同利益集团组成的俱乐部为立足点开始他的实证分析。他以俱乐部的活动情况来说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以俱乐部之间的政治矛盾关系取代马克思抓住的阶级对立。伯恩施坦从指责马克思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开始，说马克思只是抓住了社会主义工人的一种“空想”，即由于他们“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1][P386-387]而产生资产阶级统治会随着二月共和国的建立而被排除的空想，却忽略了还起重要作用的来自所有阶级的社会革命家们的“空想”。这些社会革命家在二月革命以前组织成秘密社团，在二月革命以后在革命俱乐部占支配地位。在俱乐部里，人们设想通过突然袭击不仅能够推翻一个政府，而且能够立即推翻整个社会制度。伯恩施坦不仅抱怨马克思几乎完全没有探讨这些俱乐部的作用，而且还反对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把布朗基和他的朋友们称为无产阶级党的真正领袖。伯恩施坦认为，由布朗基组建的俱乐部仅仅在政治上是激进的，与其他俱乐部一样，目标和行动是很不相称的。布朗基俱乐部对在萌芽状态中跃跃欲试的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采取敌视态度。除此之外，在支持卢森堡宫的工人和随着俱乐部合唱的工人的对立，一直以各种深浅不同的色调贯穿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而这些俱乐部之所以对巴黎工人阶级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恰恰只是由于还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这样的党还有待发展起来。

　　对俱乐部政治权利关系的分析也表现了伯恩施坦的实证方法论特质。为了凸出对俱乐部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必要，伯恩施坦否认临时政府的阶级基础，因为“临时政府在农村找不到任何一个其利益与二月宣告成立的那一‘社会共和国’的胜利密切相关的阶级”，“在城市居民中，临时政府也不能找到任何为它充当坚强后盾的阶级。”[2][P28]因此，伯恩施坦责备马克思对第二共和国所作的阶级分析，说马克思把俱乐部看成无产阶级的代表，是一个矛盾，因为俱乐部的激进主义绝对不符合工人阶级既定的利益，俱乐部的政策是不能根据这些利益，而是要根据大部分根本不属于无产阶级的俱乐部大人物的幻想和野心来加以解释的。所以，伯恩施坦不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分析导致临时政府产生困境的原因，而是从俱乐部带来的后果进行分析。这些俱乐部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容易激动的那一部分之间的成员组成，在那些俱乐部里是愚蠢女神“以议会方式”统治着。俱乐部使商业气馁、使社会危机无止境的加剧，俱乐部的喧嚣躁动使营业危机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所有的企业都停止活动，商业界的信用完全遭到破坏。对俱乐部所起到的负面作用，伯恩施坦引用波拿巴主义者伊波利特·卡斯蒂的评价来佐证：“这些组织如果掌握在一些优秀的人们手中，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效率很高的行动工具，但是由于人们用荒谬的和幼稚的方式来领导它们，它们纯粹成了只能进一步加重形势所造成的那些混乱的手段。”[2][P34]当然，伯恩施坦也区分了不同的俱乐部，以埃蒂安·卡贝、法朗吉主义者等为代表组成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俱乐部，虽然维护他们的理论，但是这些俱乐部至少不会玷污共和国;与此不同，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的俱乐部却都是各个政府成员和候补成员的代理人的竞技场所。

　　可见，伯恩施坦是以主观意志发挥作用的范围却毕竟比人们通常所假定的要大得多为理由，对第二共和国进行实证分析，这表面上是尊重事实，其实，这是以社会生活的表象、社会历史的枝蔓来理解历史的本质，正如列宁所言：伯恩施坦“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4][P7]第二国际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抓住这一点对伯恩施坦进行批判的。

　　三、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施坦方法的批判

　　在伯恩施坦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所作的实证分析中，虽然承认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他的伦理重心是强调人本身的性质和人的精神素质等非经济因素，从而求助于综合或折中的方法，并把折中主义褒扬为一种清醒的理智、选择社会现象的种种说明及最佳评价方式。他在后来写的《社会主义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中，更加明确地强调这一点。他说：“折中主义——从对于现象的种种不同的解释和处理方式中进行选择——往往只是对于企图从一物引出万物并且以独一无二的方法处理万物的教条主义渴望的自然的反作用。每当这种渴望发展过度，折中精神总是要一再以强大的自发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是清醒的理智对于任何教条所固有的把思想‘用脚镣锁起来’的倾向的反叛”。[2][P146]伯恩施坦的这种方法论在第二国际时期已经受到卢卡奇、卢森堡等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强有力的批判。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伯恩施坦的方法论基础进行了批判。卢卡奇认为，伯恩施坦的理论目光完全停留在个人和社会的局部现象上，在方法论上采用个人主义原则，寄希望于通过个人伦理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必然重新陷入康德哲学无法克服的主客体的二重性中去，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使理论成为非实践的，使无产阶级的行动成为盲目的。为了纠正这种方法论上的错误，真正解决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卢卡奇专门提出了“总体性”范畴。尽管卢卡奇以“总体性”范畴来理解社会历史与马克思主要从经济根源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他关于“总体性渴望”实现的观点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卢卡奇曾经说过：“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是总体性的观点，整体性范畴，整体对部分的优先性，……总体性范畴的首要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体现。”[3][P27]卢卡奇通过“总体性”范畴，把对资产主义社会局部的否定纳入到总体的批判中，既强调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又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且，始终贯彻这样的主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由自身的历史地位决定，是社会和历史演讲过程中主客体的同一。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以阶级分析为基础，从多方面揭示深藏于政治生活背后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而不是伯恩施坦所强调的政治生活中的“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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