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是农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这场论战所得出的又一重要结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相呼应。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则否认农村中存在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对无地少地的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事实，否认中国农村中存在地主和农民阶级对立的事实，认为“中国在1927年以后，农村已经是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已经占优势。所以农村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问题，而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分析，要以资本的大小来划分社会阶级，从而说明其中残存的封建形式”。[17]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认为，农村中大量存在封建土地租佃关系，农民依然没有脱却封建的农奴性，地主和农民阶级对立是农村中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农村破产不是生产不发达，而是根源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陈翰笙、薛暮桥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结合西方实证主义，通过农村实地调查，认为中国农村存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少数地主与大量无地少地的“饥饿佃农”普遍存在，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变成中国农村中一切矛盾的支配形态，榨取剩生产物的基础，主要地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绝大多数农民仍受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既未能成为“飞鸟一样自由”的无产阶级，又无充分土地可以保障自己的独立生活。[18]陈翰笙通过农村调查，“根据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村居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五类，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划分基本一致。在陈翰笙看来，农村土地的占有与利用，以及农业生产手段是农村诸问题的中心，由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19]陈翰笙等学者在论战中以学术研究的方式，确认了农村中的阶级对立与分化，以及土地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捍卫了中共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

　　改造中国农村的基本方式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分析，指出革命而非改良是改造中国农村的唯一选择。李培林先生指出，这场论战对中国农村出路的探讨实际上是从改良和革命两大视角，沿着四条路径提出来的。从改良的视角有生产要素路径和传统文化路径，从革命的视角有农业生产技术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路径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和工业相结合的路径。[20]论战中，中国共产党、中国农村派既要批判“定县主义”和“村治派”的改良路线，也要反对中国经济派忽视改造农村生产关系的主张。尤其是后者，他们深受“托派”的影响，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只有“资本分配问题才是重要的，土地分配问题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便过去了”，只要“推翻外国资本的支配并把土地加以彻底的改造，然后民族的生产力就可蓬勃地发展起来。”[17]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革命的手段和武装斗争的方式，才是改变农村土地关系，打破农村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最佳途径。因而，“中国农业改造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主要地是在铲除封建的秩序;同时因为这种封建残余是被帝国主义所维持，所以反对封建主义跟反对帝国主义变成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任务。”[17]而这，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斗争所实践。反过来，也佐证了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争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五、初创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新范式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新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它最初萌发于李大钊提倡以唯物史观改造旧史学，而初创于这场论战当中。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史研究》，最先在史学领域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董作宾先生说，郭沫若“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21]这一学术研究范式在当时并行的中国哲学史论战，以及接下来的新启蒙运动、“学术中国化”运动中得到强有力地推进，范围由历史学、社会学领域拓展到哲学、经济学、文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乃至自然科学领域。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学术研究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在此次论战中大行其道，已由五四前后的涓涓细流变为“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22]无论是新思潮派还是新生命派、动力派，均以唯物的辨证法做武器，“将生产方式看作是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利刃”，[23]“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10]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历史研究，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具体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历史研究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即使是反对者，也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其学术研究中应用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提出观察中国社会的历史的观点、社会的观点、唯物的观点三个原则。[24]王锡礼在比较社会史论战和人生观论战后认为，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科学成为常识性的真理，它是以中国实际为对象，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的唯物论内部之争。[12]唯物史观之所以被看作是论战中“唯一”或“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在论战者看来，它指出了一个科学的真理，即人类社会以经济基础为根本的发展规律，它重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分析和社会形态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有别于其他的历史解释理论和方法，而求取全部的历史真实。吕振羽毫无讳言地认为：“史的唯物辩证法”，“是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史的唯物论”是“唯一的历史学方法”，“我们握住了这副工具来解剖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一切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

　　重视社会经济状况及其演进历史成为本次论战中学术研究的基本思路。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重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也是这场论战的一个重要特征。唯物史观在刚引入中国之初，李大钊就明确认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25]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研究、古代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分期的研究、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研究无不是从生产关系及其总和的经济基础出发去判别。正如郭湛波所说，当时的论战者认识到，“解答中国社会问题，非先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不可;要想明了中国社会史，非先得明了中国经济史不可”。[26]正因为唯物史观从经济领域探求社会历史变迁，使得这场论战各方注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中的经济史料进行收集、应用和解释。如：郭沫若、吕振羽、陶希圣等引用《诗经》、《尚书》和二十四史等史学著作中的大量经济性史料文献进行分析，张闻天、任曙、严灵峰等多次使用海关册、轮船、钱庄、丝厂的经济性数据资料，中国农村派也进行了农村土地情况的具体调查和研究。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进入尾声，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转入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毋宁说他不受唯物史观对经济演进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决定意义的唯物史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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