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众多反对者的挞伐，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性、中国国情的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性，从而肯定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需要的理论。中共“六大”明确提出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中国经济政治的“半封建制度”，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反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帝国主义是“革命当前的目标”，“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8]李达、郭沫若、吕振羽等也明确指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欧洲社会历史发展并无绝对不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理论同样适合中国社会历史，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同样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寻求中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同”。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而成为半封建经济，破坏了中国的主权独立而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农村中大量存在的是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和以封建势力为社会基础的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因此，中国革命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封建主义，回答了商业资本主义论者、专制主义论者、封建主义“残余论”和“绝对破坏论”者等提出的中国历史上具有的各种“特殊现象”所带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挑战。

　　三、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理论成果。这场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真正建立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了中国史学研究新局面。

　　论战中出现了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邓拓、吴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出版了一批标志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初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等历史观，成为“最早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建立”。[9]此书的出版，使中国社会史论战走上科学的轨道。[10]在论战中仅次于郭沫若的吕振羽，撰写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形成了独特的古史发展观，尤其是“把文献记载的神话传说与新出土的考古文物结合起来，把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整理出一个体现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的体系来。[11]以郭沫若、吕振羽二人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为基础，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体系。此外，翦伯赞撰写了《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等文章，邓拓撰写了《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论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奴隶制问题》、《中国封建制停滞的历史根源》等文章，吴泽撰写了《殷代经济研究》、《奴隶制社会论战总批判》等文章，对打破近代资产阶级学者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垄断局面，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战各方各派，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王礼锡曾将这场论战看作是“以中国实际为对象，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的唯物论内部之争”。[12]事实上，在学术与政治交互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学术话语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相应的政治立场和阶级诉求。陶希圣、梅思平、胡秋原、李麦麦、李季等大都否认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阶段，认为秦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前(先)资本主义社会、专制主义社会或佣佃社会，试图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推导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不适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进而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具有内在的矛盾性。胡秋原后来自己承认：“这场论战是反对封建社会论”，“与第三国际和中共对立”，目的在于“非共和反共”。[13]当时的知名学者陶希圣自己认为，他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而何滋全先生则认为陶希圣是“辩证唯物史观者”，只是由于“他的政治环境和身份，使左派不承认他是，他自己也不敢承认是辩证唯物史观者。”[6]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序演进理论来剖析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并奠定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吕振羽指出：“商业资本这个东西，并不能独自的代表何种生产力”，“由封建主义的生产方法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之过渡期间，并不曾有所谓第三种生产方法的存在”。[14]翦伯赞认为，“‘专制主义’不是一个相续于封建制度的政治体制，而正是作为封建制度的柱石的地主阶层所要求的一种变态的封建的政治体制”。[15]因而，中国社会发展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类历史发展公式是一致的，奴隶社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亚细亚生产方式并非中国社会所特殊，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属于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通过学术讨论，在中国历史发展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尽管有分歧，但不是原则问题。

　　四、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旨趣。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形式，从南昌起义到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实践上作出了解答。除毛泽东等党内少数人进行理论研究外，并未从理论上获得党内的充分支持和广泛认同，反而受到“城市中心论者”的责难。在党外，则受到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围剿”。因此，从理论上给苏区土地革命、工农红军的存在发展等问题给予总结、论证、宣传，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是这场论战的着力点。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曾一度按照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探索只局限于毛泽东等少数共产党人。动力派、中国经济派认为，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封建主义已经消灭，地主剥削农民在1927年以后就不存在。研究农村经济状况的关键在于生产力问题，即将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转换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关系”。而张闻天、钱俊瑞、薛暮桥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直接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他们注意考察农村的社会关系，指出中国农村大量存在的是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和以其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关系。因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没有成为主导，农村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农村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农村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依存的最后的、最坚固的堡垒。陈翰笙指出：“凡是研究过中国情况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都在那里(广东等地农村——引者注)发现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但是只有极少数学者没有忽视中国的政治经济中那种复杂的殖民地性质，这种殖民地性质实际上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加有助于加强目前封建关系的韧性，甚至强度。——中国农民不但在受封建主义之害，而且也在受资本主义之害，不但正在受中国生产不足之害，也在受国外生产过剩之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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