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女性犯罪率攀升，少数民族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既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又有女性的特点，其犯罪的原因有一定的特殊性，文章从宗教、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心理几个方面加以阐述，以期对少数民族女性犯罪的控制有所裨益。

　　关键词：少数民族 女性 犯罪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women's crime rate is rising. As a special group , National minority females not onl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nority,but also the ones of women.there are a certain specificity in their causes of crime.The article elaborated it in the aspects of religious, political, legal, economic, cultural, psychological,In order to have benefits to the national minority feminine crime control.

　　Key words: National minority Female Crime

　　近年来女性犯罪率不断上升，少数民族女性犯罪案件也不断增多。虽说受伊斯兰教约束苛严的新疆穆斯林妇女犯罪率低，但近年来犯罪人数有所上升。在新疆喀什某地挖出的伊扎布特组织12名主要成员中就有少数民族女性7名。新疆、青海、甘肃等地回族女性涉毒案件不断增多，已造成全国性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新疆回族涉毒罪犯中，女性不足5%，2002年上升为12.6%。宁夏回族自治区20年前女性青少年犯罪只占到青少年犯罪的1%，而到2005年已经发展到12%左右。女性青少年犯罪中少数民族占相当的比例。达到46%，其中回族占到64%，其他满、蒙、壮、白族都占有不同比例[1]。在云南，少数民族女性犯罪也在不断上升和蔓延[2]。少数民族犯罪作为特殊类型的犯罪，既有少数民族犯罪的特点又有女性犯罪的特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宗教因素的影响 1、宗教对犯罪的不良影响

　　宗教与犯罪有着密切的联系，1885年意大利犯罪学家拉斐尔·加罗法洛在《犯罪学》中将犯罪的社会因素分为文明、教育、宗教和经济条件。我国少数民族宗教在强化民族认同、心理认同的同时,也强化了狭隘的民族意识。近年来，西方国家利用宗教加紧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基督教在我国的迅猛发展，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在西藏，2009年3月14日的打砸抢烧事件，暴露了达赖集团利用藏传佛教分裂祖国的图谋。在新疆，国內外分裂势力利用伊斯兰教，鼓吹“圣战”，排斥异教徒，掩盖其分裂破坏活动[3]。不同的宗教都有自己的教义和典籍，信仰不同宗教的教徒之间，乃至信仰同一宗教不同教派的教徒之间，在交往中为了捍卫自己的教派利益往往会产生摩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教徒的这种心理制造对立和纷争，煽动不同宗教之间的仇恨、歧视以及暴力,引起犯罪。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除塔吉克族是什叶派的分支伊斯玛仪派，数千维族人是属于什叶派的分支十二伊玛目派外，其他民族穆斯林基本都是逊尼派。虽然目前我国还未出现大的宗教冲突，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郑风田教授在博客中提到的新闻记者John L. Allen预言：中国未来发展中，随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个宗教在中国发展地域的交叉，中国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将由此而发。宗教虽不必然导致冲突，但如果没有宗教的存在，当今世界上的流血冲突便不会如此触目惊心，至少不会令人有“何时休”的担忧。另外邪教的影响也不能忽视，2005年法轮功在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塔城地区、石河子市、昌吉州等六个地市活动频繁，发案数不断上升。我国刑法新增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重点打击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幕后策划者、屡教不改的积极参加者。

　　2、宗教教义对我国少数民族女性犯罪的影响

　　我国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等，其中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10个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在传统习俗上，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歧视妇女的现象，例如，杨震敏在《论中国妇女财产继承权的保障问题》一文中谈到鄂伦春族的财产继承权一般仍属于男子;云南普米族在分家产中，家业由男子平分，妇女没有财产继承权。回族女儿仅可分得儿子份额的一半的遗产。在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地位低是不争的事实。伊斯兰教义规定凡伊斯兰教徒可以最多娶四个妻子。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地位十分低下，18世纪初的哈萨克习惯法规定：女人算半个男人。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习惯：结婚两三年内新媳妇都不能与公公和比自己丈夫年纪大的亲朋见面，遇则避之[4]。即便是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伊斯兰妇女仍然表现出传统的角色，如新疆的哈萨克族家中来了客人，由男人在毡房中陪同客人喝酒、吃肉，女人们负责递饭、端茶、倒酒。她们始终坐在靠门口的位置，不说一句话。当男主人和客人睡觉了，她们便蜷曲在门边的位置睡觉。第二天早晨，她们在客人还未起床时，又早已准备好了茶饭,哈萨克族传统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女性的价值和社会地位的低下[5]。信仰伊斯兰教的家庭，特别是在新疆，家庭暴力比较普遍。有些男人虽然只娶一个妻子，但在交女朋友方面的限制还是相对要少些，使家庭婚姻感情出现危机。在一些调查中显示出女性针对丈夫所犯的杀人重伤案件中，其犯罪原因与所受的家庭暴力有很大的关系。笔者认为由于受宗教习俗的影响，大多数遭受家庭暴力的伊斯兰妇女针对丈夫的杀人重伤案件还是比较少，但个案还是有的：如2007年新疆阿克苏温宿县一女子因不堪忍受丈夫长期酒后对她实施家庭暴力，杀害并肢解丈夫后藏匿尸体于米缸内，杀人手段极其残忍。耐人寻味的是该女子的母亲也曾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家庭教育的缺失也是该女子走向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律因素的影响 1、”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影响

　　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 ”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出台有其合理性，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影响其认知能力，对其犯罪的“两少一宽”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合理差别。在政治上融合了民族关系，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刑事政策的负面效应显露出来。在我国一贯的“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和世界范围内的轻刑化趋势下，”两少一宽”刑事政策无疑是一道免死金牌，降低了犯罪成本，是引起少数民族女性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研究者指出，要严格限制”两少一宽” 刑事政策的适用，在地域范围上，仅以少数民族聚居民族自治地方为限，发展文明程度越高限制越严;在行为上，对与民族特点没有直接关联的危害行为不应适用[6]。笔者认为，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应当逐步缩小”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适用范围，引导少数民族地区统一执行法律，因为实行民族法治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2、刑法第49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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